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根据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签署的协议于1994年创办的，由上海市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出资，上海交通大学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合作办学。
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董事会由中欧双方各6位董事组成，上海交大校长任董事长；管理委员会由6位成员组成，负责全院的日常管理。学院设有学术委员会，其14位成员均为来自国内外一流商学院的院长，从而确保了学院学术水准。

学院还设立了国际顾问委员会，其32位成员均为来自国际知名大公司的领导人，为学院战略及办学活动的有关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学院师资队伍由61位全职教授（63%为外籍人士）和近100名访问教授组成。学院开设MBA、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目前每年招生MBA学生320人，EMBA学生750名；2013年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近万名。学院总部设在上海浦东金桥校园，同时在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有校园，深圳有办学点。

建院近二十年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绩。学院MBA、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三大课程一直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名列前茅，其中MBA课程2014年全球排名第17位，EMBA课程2013年全球排名第10位。学院先后获得欧洲EQUIS认证（2004年）与美国AACSB认证（2009年）。截止2013年底，学院已培养了9000余名MBA及EMBA毕业生，并为逾10万人次的管理人员提供了管理培训。

中欧EMBA课程以“培养兼具中国深度和全球广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为宗旨，帮助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商界领袖从成功到卓越，是中国乃至全球商界精英们的“思想健身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教授说，为期两年的EMBA学习是一段既艰辛又幸福的旅程，中欧是两种文化的结合，“合”是中欧文化的精髓，同学们能在两年时间里慢慢沉淀，洗尽喧嚣的浮躁，尽心徜徉于知识的海洋，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1995年，中欧在中国大陆率先开设EMBA课程，结合最前沿的国际管理教育经验、植根中国本土化商业实践，将转型性学习的理念融会贯通于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注重全面提升领导力和培养社会责任感，打造中国最具竞争力的EMBA课程体系，引领中国政商界成功人士成为世界级的管理领袖和统帅。

中欧EMBA中文班学制两年，国际班学制20个月，均为在职学习，每月集中授课四天（周四至周日）。学员平均年龄40岁左右，90%以上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近50%的学员来自民营企业，国际班学员中约有40%左右为外籍高管。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迈瑞集团的董事长徐航、金蝶国际软件董事会主席徐少春、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陆兆禧、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欧EMBA。

如上所述，2013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在伦敦发布了最新的全球EMBA百强榜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课程位列全球第十名，这也是中欧EMBA项目连续四年跻身全球二十强。
除致力于国际标准的教学质量外，中欧在研究领域亦不谢耕耘，取得不俗成绩。有多名教授获国际案例和论文大奖，如欧洲案例交流中心（ECCH）最畅销案例，创业与技术创新全球年会（AGCETI 2012）最佳论文奖一等奖，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的Paul E.Green奖，国际供应链EurOMA Chris Voss最佳论文奖等国际奖项。

2013年中欧有3名学者入选“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过去五年在《金融时报》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65篇。中欧教授进行知识创造的同时也不忘知识传播，积极承担和实践向西方准确传播中国，向国内拓展国际视野的学术使命。中欧教授的身影多年来活跃在达沃斯论坛和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活动中。2013年，学院还携手文汇报展开2013年度“文汇讲堂·中欧季”，先后有三名金融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知名教授为大众做有关中国股市、自贸区和中国企业国际化方面的专题演讲，社会反响热烈。

在创办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中欧本着“认真、创新，追求卓越”的校训，坚持走有特色、高质量的办学道路，尤其在以下五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努力：
一是创新办学体制。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给学院提供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上海交大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学院不设事业编制，2004年来没有政府财政投入，学院根据市场需求设置课程、确定招生人数和录取标准，以市场收入自行配置财务人力资源。市场倒逼学院按照国际惯例和教育规律办学，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是走国际化道路。充分利用中外合作办学性质，全方位开展国际化办学。学院建立了一支国际水准的全职师资队伍，教师中99%拥有博士学位。学院联手哈佛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推出了“全球CEO”课程，并先后与沃顿、哥伦比亚、法国INSEAD等32所著名商学院交换学生、合作研究或联手开设课程。学院MBA的国际学生来自英、法、德、西等20多个国家，留学生人数占MBA学生总数40%左右，每年有半数以上MBA学生赴海外交换学习。

三是坚持市场化运作。学院按照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推行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院积极与企业界建立合作关系，为国内外知名企业开发公司特设课程，为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为在校生提供实习咨询项目，鼓励教授通过咨询、担任独立董事、撰写案例等途径加强与企业界的沟通，确保研究和教学能与管理实践密切融合。

四是视质量为生命。学院招生和培养过程中处处严字当头。通过多年努力，学院形成了一整套高质量的教学与研究支持系统，其中包括细致标准的教辅支撑系统，全面精湛的翻译支持系统，以及优质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学院严格按照教育部和全国MBA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招生上和培养上严格要求，不招收学历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不批准成绩不合格的学生毕业。虽然承受着种种压力，但“严字当头”的做法从未改变。

五是服务发展大局。学院非常注重自身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那就是：培养国际化的高端管理人才，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咨询意见，推动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学院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2007-2010年为中西部地区八个城市免费培养企业家、党政干部约450名。学院专门针对党政干部学院设立奖学金计划，并与中组部和上海浦东新区合作，为后备干部提供经济管理领域的培训。

从2012年起，学院配合上海市委组织部干部选学培训，已为400多名现职市管干部开设了高级管理研修课程。学院下属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参与承办了历届陆家嘴论坛，举办了64期金融家沙龙，并在全国首创开设金融法律高级课程，为公安、检察、法院、纪委系统培训骨干人才；学院还得到上海市教委的支持，建立了“上海MBA课程案例库开发共享平台”，将与上海地区的商学院一起开发用于教学的案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今年3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指导下，中欧和世界银行共同创立“中欧——世界银行中国普惠金融中心”，计划以此为平台进行普惠金融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咨询。
知识创造与知识传播始终是中欧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学院致力于开展影响深远的原创研究及国际一流的教学活动，以此影响并提升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管理实践。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逐步推进，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生力军改写着中国金融业的面貌，学院也随之建立了几个颇具影响的专业研究中心。例如：2009年成立的中欧·上海市浦东服务经济研究院，旨在促进中国服务经济的发展、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在开展服务经济的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政府、开发区和企业提供服务经济发展的有关决策咨询，并受国家有关部委委托参与编撰《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等白皮书。2012年12月，中欧上海数字化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SIDIF）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为使命的研究机构。中心广泛整合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社会资源，搭建产学研互通交流的高端平台，进而推动金融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另外，2013年4月，中欧艺术人文研究中心与国信证券、盖亚当代艺术中心合作成立了中欧国信艺术金融研究中心，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商学院、证券公司和艺术中心三方共同发起合作的以艺术品金融为主题的研究平台，旨在不推动艺术品金融创新研究和另类资产管理研究，推动国内艺术金融行业的成长。学院持续的高水平科研活动将不断提升学院的教学水平和国际学术地位，还将为丰富全球管理知识库做出重要贡献。

知识创造与知识传播始终是中欧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学院致力于开展影响深远的原创研究及国际一流的教学活动，以此影响并提升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管理实践。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逐步推进，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生力军改写着中国金融业的面貌，学院也随之建立了几个颇具影响的专业研究中心。例如：2009年成立的中欧·上海市浦东服务经济研究院，旨在促进中国服务经济的发展、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在开展服务经济的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政府、开发区和企业提供服务经济发展的有关决策咨询，并受国家有关部委委托参与编撰《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等白皮书。2012年12月，中欧上海数字化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SIDIF）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为使命的研究机构。中心广泛整合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社会资源，搭建产学研互通交流的高端平台，进而推动金融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另外，2013年4月，中欧艺术人文研究中心与国信证券、盖亚当代艺术中心合作成立了中欧国信艺术金融研究中心，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商学院、证券公司和艺术中心三方共同发起合作的以艺术品金融为主题的研究平台，旨在不推动艺术品金融创新研究和另类资产管理研究，推动国内艺术金融行业的成长。学院持续的高水平科研活动将不断提升学院的教学水平和国际学术地位，还将为丰富全球管理知识库做出重要贡献。
学院的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为实现这一目标，学院将从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并重型转变，要建立起一支人数足够多的、达到国际一流教学研究水准的长期教授队伍，在保证高质量教学水准的前提下，提供有关中国经济管理问题的世界级研究成果，并开设达到国际水准的博士学位课程。
中欧目前拥有一支来自17个国家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教授兼具“中国深度”与“全球广泛”，向学员全方位传授在高速成长市场的制胜之道。中欧教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十分活跃。他们扎根中国，服务中国，将世界最前沿的管理思想与中国的管理实践相结合，是培育中欧学生和贡献管理研究成果的最宝贵的资源。在英国《金融时报》对商学院的评比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连续多年位居全球一流商学院前10名。

口述：朱晓明
采访：严爱云 黄金平 许璇
整理：许璇
时间：201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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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明

1947年生，浙江海盐人。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曾任上海针织廿厂厂长。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局长助理、副局长，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外经贸委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12月至1995年7月，任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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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度 大挑战



1990年7月，通过上海市委面试、考核，我从市纺织局调到浦东金桥开发区，担任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去上海市委办公厅接受面试，后得知是市委将确定由谁担任陆家嘴、外高桥和金桥三个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面试由常务副市长黄菊主持，他出题目考我们。第一题是“如果你当开发公司总经理，你是如何考虑产业发展的”。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学过产业经济学这门课，所以回答得很从容。其他的题目我现在记不清了。后来，市委从中选取了三个人：王安德担任陆家嘴开发区总经理，阮延华担任外高桥开发区总经理，我担任金桥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大学本科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后又攻读工业管理工学硕士，之后又在上海交大读了工学博士。当接到这个调令时，我面临着两个跨度：一是专业上的大跨度。我没有学过建筑类的学科，当然更缺乏开发区的知识；二是管理上的大跨度。我是1985 年进入市纺织工业局领导岗位的，纺织局管辖55万纺织工人，从上海的第一工业大局的副局长转型到浦东金桥开发公司当总经理，公司初建时只有六个人，管理面真是天壤之别。而在浦东开发初期，似乎样样都缺，缺资金、缺经验、缺人才、缺项目。

光阴荏苒，回首往事，有一条经验是值得总结的，那就是开发区必须坚持规划先行。确实当年浦东的拓荒牛是无所畏惧的，什么都可以缺，但坚定的信念和超前的理念是不可缺的！

如前所述，金桥开发公司最初是六个人，一个总经理、三个副总经理，另配两位干部。1990 年的金桥开发区只是一片农田，我们的办公室只能租借在“由由饭店”，办公桌等家具靠我和几位同事一张张搬进楼，真的很艰苦。再说，那时中央只是宣布了建立开发区，配套政策只能逐步出台与细化。所以说，浦东的开发、开放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桥与陆家嘴、外高桥等开发区开始正式启动，我们所面临的一场大跨度的大考验、大锻炼开始了。

虚心学习 科学规划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做好开发区的规划无疑就是这个良好的开始。那时，我白天工作，晚上抓紧时间进修，学习过去闻所未闻的建筑类知识。真知源于实践，很快我就确认了金桥开发区规划中的三大要点：首先，浦东是面向21世纪、面向国际的开发区，金桥虽然定位在工业区，但它必须按“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做；其次，规划是一种战略智慧、一种谋略手笔、一种驾驭全局的领导力，既要通得过当下的评判，也要经得起久远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划绝不是圆规直尺的比划比划，它应当是一个智慧，一种意志，必须一以贯之；再次，在总体规划下，开发区应认真研究制定三大规划，即基础设施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

当时，我一有空就到承担金桥开发区建设的市政基础设施设计团队的现场中去，从基础学起。每天占用晚上休息的时间，撰写金桥开发区发展战略，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终于用了一个多月，在1990年年底完成了《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与规划的战略》的编写，即后来的《浦东金桥迈向21世纪发展战略研究》，印发给每个员工，人手一册。当时金桥出口加工区的城市规划已经由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市规划院）完成，但是在某些方面我感觉上需要修改，于是我去市规划院提出我的建议。时任市规划院院长的夏丽卿接待了我，她吃惊地说：“你是来修改规划图的？哦，那你是第一个敢跑来与我们商榷规划设计的人。”不过，她很负责任，耐心地对我所提出的建议思考片刻后拿出一支红笔做了一些修改。她回答了我提出的“为什么新金桥路设计得弯弯曲曲而不是平平直直” 的问题。她解释道：金桥主干道之一的新金桥路是建在原来川沙县的小火车的铁路线上的，所以道路无法按正交原则设计。

1990年10月，金桥开发区详细规划由市规划院上报到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简称市规划局），12月29日，市规划局将市规划院编制的调整规划和第一期建设范围，报经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此后我们用了一年时间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使这两个规划与之相衔接。此后，我亲自动手撰写金桥公司中外合资的可行性报告，编印包含三大规划及21种专业规划的《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图册》。在此过程中，用到了一系列的数学模型，包括用模糊线性规划建立的产业规划模型；用龚伯兹曲线、逻辑曲线、双性别确定性动态模型（矩阵）建立的金桥开发区人口发展规划模型；用匈牙利法（“0--1”模型）建立的地块向量与产业向量配置模型等。招商引资对开发区来说是一种频繁的商务活动，我们金桥开发公司一般不请客送礼，不过一定会送投资者这本规划图册。这一措施，得到了外商充分的认可。

开发区规划的编制是一项严谨细致而又艰辛的工作，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上述的建立“0--1”模型对产业向量和地块向量做配置，具体说这就是统筹不同产业对资源、基础设施的不同要求来做地块的配置。如果将机电类的产业向量跟生物工程或者医药类产业向量搭配，相邻为伴，共临一条道路的两侧，可以防止它的“七通一平”的容量放空或者容量不够。当然，这并不是说开发区的总经理在引资项目选址时必须死板地照此模型安排地块。不过，一个总经理必须要有高度，要有思想方法，当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资源给你了以后，你必须认真思考并巧妙地运用科学工具，让它们发挥出更大的效用。做规划、做战略，既要做“性的规定性”研究，也要做“量的确定性”研究。

再一个例子就是金桥立交桥的模型。杨高路是高速路，漫长的道路不设红绿灯，车辆从市区开往外高桥，如果金桥没有立交桥，那它只能往右转，这会导致金桥开发区里面的交通车辆无法开出来，交通将严重受阻与拥堵。构建金桥立交桥，当时是用了预测模型的。首先我们实测了1994年的车流现状，然后对1995 年、2000年、2020年分别进行预测。金桥立交桥是依据这些预测模型设计并建筑的。那时好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造金桥立交桥？确实，建成后的金桥立交桥第一年通车很少，但过了一年后就多起来了。金桥立交桥的预测模型详见我写的《开发区规划研究》一书的64页至73页（海洋国际出版社）。当初，中央领导 把外高桥称为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建金桥立交桥曾考虑为未来繁忙的外高桥留有余地。要是当时不造金桥立交桥，金桥这20年来的堵车会令人痛苦不堪。金桥立交桥建成20年后的今天，上海市决定重建金桥立交桥，并扩建成中环线，该工程全长7公里，需资金逾110个亿。回想我当时建金桥立交桥仅花了2亿，如果当时不建金桥立交桥，今天这个中环线工程恐怕还要追加30亿，因为金桥立交桥周围会出现许多的高层或小高层建筑物。最近市规划 局专家说，1994年建成的金桥立交桥虽然不大，但在上海它算得上是设计得最好的立交桥之一，它不堵车，很科学，很合理。
多年后（约在2005年）我以金桥开发区的规划案例为蓝本，编写《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发展与管理》，这本长达200页的书是国内唯一的一本关于开发 区的教材。2005年，我和谭永基、丁颂康、陈恩华、池洪、蔡志杰等合著的《经济管理数学模型案例教程》，把金桥开发区在1994年做的三个数学模型全部 收录进去了。许多同行认为金桥开发区的实践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总结，如果上升到理论并写入课本，可让后人以资借鉴。荣幸的是我所编制的金桥开发区的规划和发 展战略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高标准 高科技



当年金桥招商引资坚持把项目定位在高科技：凡是不符合开发区产业规划的项目，一个都不让进。可以无愧地说金桥开发区中没有人情项目。当时一些纺织工业系统的厂长对我说，朱局长，你当了金桥开发区的的老总，我们这些兄弟你都不要了？我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婉言回答了这些问题。那个年代唯一让我能信奉的理念是我们要让每一寸土地发挥它最高的效能，这就是赵启正同志说的“惜土如金”。现在土地都要挂牌、公开招标，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制度。面对许许多多这类为难之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制定好的产业发展规划做评判标准。

在严格把关之下，人驻金桥的大多都是高科技企业。而开发区也为它们提供了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烟囱的故事”。“一个烟囱”( One Chimney)当时是作为金桥招商引资的一个推广语。开发区有一个俗语叫“七通一平”，而当年的金桥开发区率先建成的是“九通一平”，另加了两个“通”：一是在金桥建成了“VSAT”，即“甚小口径天线”通信，算得上当时最先进的通讯手段之一，这是“第八通”；“第九通”就是上述的“一个烟囱”——集中供热。金桥开发区内不许任何企业自己建锅炉房，即不允许有单独的烟囱，因为这会排放很多废气。进区企业一律由金桥开发公司和一家国际知名的热力公司合资的企业进行集中供热。开始一些企业不太接受。但不多时间，大家都接受了。为什么当年金桥的招商特别具有魅力？因为外商认为这个开发区环保一流。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提前20年就注意防止出现类似PM2.5的污染、环保标准与国际接轨的开发区。由于金桥工业区坚持“一个烟囱”，所以碧云国际社区的居民是得益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得益的，金桥开发区周边的老百姓也是得益的。

1994年，为了使新建的金桥立交桥兼具美观性，有领导同志向金桥介绍了一个日本建筑师，这位建筑师表示愿意为我们免费设计金桥立交桥匝道中的不锈钢城市雕塑。项目建议书编制成以后送金桥的工程部，后又送新区规划部门、工程部门，通过了初审。最后该建议书送到金桥公司总经理办公室，让我在协议书上签字作预付款时，我带着图纸去金桥立交桥现场审核，经初步测算我发现这个不锈钢雕塑做成后竖立起来会与上方的六根高压线相碰。于是我马上回到公司，又用立体解析几何仔细做了计算。计算结果表明该雕塑一定会碰到高压线！于是我断然决定这个2000万元的不锈钢城市雕塑项目不做了。20多年过去了，如果今天您去看杨高路旁的金桥立交桥现场，会惊奇地发现金桥立交桥上方的那六根高压线依然还在。我庆幸，金桥避免了一次浪费。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开发区的总经理必须把规划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规划是金！

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金桥已成为跨国公司的聚集地。1995年时，全市十亿美元级的外资项目共四个，其中三个在金桥：上海通用、华虹NEC、柯达（中国）总部。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以贝尔、西门子、日立、夏普、理光、柯达、庄臣、通用汽车、NEC等为代表的几十家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金桥，其中一部分还建立了研究与开发（R&D）机构，成为金桥开发区的亮点。

浦东开发速度令人称奇，这里有一个夏普公司在金桥三个厂区选用了三块土地的故事。在第一块地签约的时候，夏普认为1万平方米够了。等建成投产的时候夏普发现不够，于是又买了一块10万平方米的地。再后来，夏普在金桥的快速发展又觉得地盘不够了，最后又买了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土地。日本夏普的高管说他们“当时的确低估了浦东开发的强大威力”。

我记得1999年9月，第五届《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召开时，世界500强企业的CEO聚首上海。这是在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全球性大型经济研讨活动。这些CEO的行程中有“500强参观工业开发区”的活动安排，他们参观的就是金桥开发区，包括贝尔公司等。

当年的高起点、高标准规划产业，获得了巨大回报。现在金桥开发区形成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家用电器、生物医药及食品等四大主导产业。2006年至2012年间，金桥共吸引了1770个项目，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6259.7亿元，占当年上海市的1/15，浦东新区的1/4。去年金桥开发区的总产值为2200多亿，营业收入为4900多亿元，营业收入是总产值的两倍多。金桥开发区累计已缴纳税收1700多亿元。

金桥开发区不仅有骄人的经济发展成果，它还是一个宜居的、对人才有吸引力的国际化社区。如前所述，当初我们做规划时，就曾把金桥开发区定位在“一流基础设施”、“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国际社区。金桥开发区的“社会发展规划”以人为本，超前地考虑引进一流的学校与医院。

我们着眼于未来，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精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以改善投资环境，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其中很多优质项目是我们强烈争取来的。记得又一次，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朱开轩率全国108所高校校长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高等学校如何支持浦东开发，并考察了浦东新区。按照计划，金桥开发区并不在考察范围，但我毅然决定到会场上去争取。在会场门口，工作人员拦住我，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金桥出口加工区的。对方说，你们出口加工区来我们教育会议干什么？拦住不让我进。我们的争执被会议主持人，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开轩发现了，他同意我进会场发言，专门给了我10分钟。就用这10分钟，我向在座的大学校长们描述了金桥未来的规划蓝图。后来，这个以高校科研为特色的“金桥高科”项目落户金桥，而我也因为“争发言，抢话筒”在教育界中出了名。

还有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柯达公司，它现在不景气，但当年是人所共知的响当当的500强企业。1994年我接待了由一个资深副总裁带队的柯达公司代表团来金桥考察。为了迎接考察，我们做了一个多星期的准备。柯达那位副总与众不同，他作为一个投资者，竟然没问金桥有什么优惠，他第一句问的是：“请问金桥的教育环境怎么样？”我真没想到他会这样问，但迟疑了一秒钟后，我变得十分沉着，我底气十足地回答他，金桥有幼儿园，那就是中福会幼儿园；有小学，那就是九年制的平和双语学习；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另外还有华山医院浦东分院（现在的“上海国际医院” ）、浦东妇产科医院等。经过详细考察，柯达中国总部决定落户金桥。

在金桥初创的五年中，中福会幼儿园浦东分园、浦东第一所双语学校——平和学校、上海第一所民办高校——杉达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先后落户。不久金桥另外两所国际学校——上海协和国际学校和上海德威英国国际学校也相继落户金桥。完善的教学、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设施，使金桥出口加工区生活园区成了一个宜居的现代社区——碧云国际社区。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红、黄、蓝、白、黑”的故事。当时我把金桥工业园区的路名卖掉，路名以进区企业名冠名，共卖得200万元。由于那时金桥开发区没有公交线路，我把这200万元给了573路、777路、778路三条公交，我们双方确定哪怕没有一个乘客，这三条公交也一定要开。第一年乘公共汽车的人很少，但第二年就有不少人乘了，这一来确实解决了工业区所需的公共交通问题。但是，卖路名这个办法并不适合生活园区，业内人士告诉我，你千万不以房产开发商企业名定路名。所以，在1993年金桥做的开发区规划中，我们干脆采用中性原则给碧云国际社区的路命名，于是就产生了以“红、黄、蓝、白、黑”冠名的红枫路、黄杨路、蓝天路、白桦路、黑松路，这些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开发区建设步入良性循环，工业产值逐年大幅度递增，人气积聚，使得许多投资者不请自来，变以前的“筑巢引凤”为“引凤筑巢”。这充分证明了规划的含金量、产业的高标准是可以奉献高效的经济成果和高档的生态成果的。

水漫贝尔 忙排涝



1990年至1993年，浦东新区领导机构从“浦东开发办公室”到“浦东新区管委会”，三年三任领导，各人的风格不一样，不同阶段的使命也不一样。各任领导都从平的全局的考虑，推进浦东开发。这个过程也为金桥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一批领导是杨昌基、沙麟，他们思想开放，启动浦东开发，组建开发公司，打下了基础，初期的几大开发区公司的模式上主要是中中合资。第二批领导是夏克强、吴祥明，他们很实干，这一时期他们让建委帮助开发区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并帮助我们开发公司组建成中外合资公司，进而又完成了A股与B股上市。第三批领导是赵启正等，这一阶段，进行大规模招商，面向国际、面向21世纪，一个国际化的浦东新区开始起飞。

我在浦东经历了整整五年时间，但那时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许许多多的故事，记忆犹新。那是1995年，上海大雨滂沱，贝尔公司的生产车间发生了水涝，报告传到了金桥开发公司说贝尔公司车间里水漫金山！贝尔公司生产的交换机是全国领先的，光一台产品就值2000万元。这时，车间里的一排排、一行行的机器正在测试中。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车间里的水一直排不出去。设备进水将遭受巨额损失。我很着急，马上派员到北京东路买排水泵，并帮助贝尔在厂区开展排水。金桥公司30多名干部全部出动，夜以继日在贝尔公司现场进行排涝。大家放弃星期天休息来加班，最终解决了问题并且找到了原因。原来是贝尔公司生产车间的厂房设计时缺乏经验所致，排水系统出了纰漏。最后贝尔公司上下被金桥公司急企业之急的精神感动万分。如果有人要我们解读“什么是浦东精神”，我想这个故事或许能说明问题。

---- 摘自上海教育出版社

《口述上海》丛书之《浦东开发开放》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

为中国城市发展拓展更多想象力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创造力的集大成之地。在数字化互联网的年代，城市的本质和形态可能也在悄悄地面临巨大的变革。

古典城市多因交流之便利而诞生。20世纪初，工业时代来临，交通和制造业革命让城市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迅速膨胀。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人口移动、生产制造和交通运输令经典城市规划登上舞台。从“田园城市”到“光辉城市”再到“新都市主义”等，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形态的种种理论和实践与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影随形。

然而，在2003年，威廉·J.米切尔在《伊托邦》一书中，却为我们这样描述了城市的未来：“城市——指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芒福德、雅各布斯这样的城市理论家们所熟悉的城市——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维系在一起并发生作用了。这一切都是由于比特（bits），他们已将城市摧垮。传统的城市模式无法与‘网络空间’（Cyberspace）共存。但是，以网络为媒介，属于数字电子时代的新型大都市将会历久不衰。”

2003年，您看到这段话，或许还有些将信将疑，而到今天，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大、云、平、移”）的迅猛发展却让远方的地平线越来越清晰。十年前，我们不能想象，有一种“新人类”叫“低头族”,而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大、云、平、移”所将要带来的深刻变革也正渗透到商业、金融、建筑、交通等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比特”所构建的多次元的空间叠加在城市物理空间上，虽然无形，但是越来越强大。

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城市的总体规划，以及城市的创新力、竞争力的时候，已经无法再忽视“比特空间”无形之手的巨大的影响力、扭曲力和重塑力。具体结合上海市下一轮总体规划的编制，有两个向度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

其一，在微观层面，利用大数据思维模式进行规划的前期调研。
上海越来越注重“开门办规划”。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在法治化社会必不可少。公众参与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共利益不被公共权力所侵害，另一方面也能使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具针对性，并能使政策实施过程在公众的配合下得以有效地完成。

传统的“公众参与”可视为小数据时代“随机采样”的翻版。而当前，人类信息的存储量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快4倍，计算机的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快9倍。在大数据时代，“总体”等于“样本”，这是人们发现事实和预测未来的模式的一次重大颠覆。大数据时代，不等“公众参与代表”开口，他们每日上下班出行轨迹、年龄、教育背景、收入水准、家庭结构、日常消费、文化生活等早已统统被他们周边的“准智能空间”以各种介质和形式摄入在一个海量的数据库中。以此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挖掘和分析，对于更好地组织公众参与、完善调研、支持决策，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对于商家来说，大数据的精准挖掘是冶金炼银之术，而对于城市规划者，大数据的采集和精准挖掘也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其二，在宏观层面，在制定新一轮总体规划时，重新审视规划的前提和目的。
此次总体规划编制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未来上海要打造“具有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的新型产业体系和良好的创新体系，建设适合各类人才成长创业的宜业城市”。如要增强上海未来的城市竞争力，此语切中肯綮。

我在《数字化服务经济年代的十大商业趋势》系列讲座中曾经提到：全球各大城市正从“产业中心”转变为“产业中心+创新中心”。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曾指出，未来纽约将被打造成“东部硅谷”和“创业之都”。有数据表明，纽约现在已成为美国第二大高科技中心，2012年1至8月，全美各城市新增科技就业岗位的排名中，纽约以8976份仅次于硅谷的9874份，居全美第二。《国际城市蓝皮书》指出，“顶级国际城市不但在基本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往往也是创新中心城市。”

上海一直在提“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此背景下制定总体规划，我们需要关注“大、云、平、移”所催生的城市生产、生活和创新的新格局。“工业革命使家和工作场所分离，而数字革命正将它们合二为一。”（米切尔）与此同时，消费场所、公共空间、创新空间也正以新的形式出现。经典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和交通布局基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一前提正在慢慢发生质的变化。革新派城市学家韦伯（Melvin Webber）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放言：“人类历史上将首次有可能在山顶定居，并同商界或其他合作伙伴保持一种亲密、实时而又真切的联系。”

展望未来二十年，生活/工作一体化的社区、24小时社区等有可能将越来越普及。人们的空间和时间配置将因为“大、云、平、移”而变得更为灵活。生活、工作、分享、交流、创造可以交替混杂进行。“卧城”和每日长途通勤将部分成为过去时。在“大、云、平、移”的基础设施的支持下，创新2.0的条件将更完备。所谓创新2.0，即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共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的创新模式。如果说创新1.0是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创新2.0就是以人为出发点，以应用为本。在“永远在线”的模式下，以用户为导向的平台经济已经初露端倪，今后将获得更为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此为基础积累的大数据将为基于用户体验的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跨界交叉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此外，在不久的将来，产品和服务将以新的方式流通。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被重新组合。更灵活的生产、营销和分配方式将会出现，最终将消除许多传统上对于工商业的地域限制，从而构成新型的城乡空间模式。城市竞争力越来越聚焦于城市依靠其自然禀赋（气候、环境、自然景观等）和政策环境所能集聚的创新精英。全球城市（Global City）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形态的流动空间。
《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中所列举的“树立科学的发展导向”中提出的六点：以人为本、区域一体化、生态优先、功能提升、睿智增长、开放包容讲得非常精到。展望未来二十年，谁都不能说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想象力了。数字化和互联网带给我们至少五个方面的重大机遇——产品和服务的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减少机动出行（demobilization）、大规模定制生产（mass customization）、智能化能源管理（intelligent operation），以及柔性的城市改造（soft transformation）。基于这几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往往呈螺旋式上升，城市空间的嬗变也不例外。

数字化和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城市可能又会回归聚落组团式的空间。这些聚落可能带有部分TOD (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和SOD (Service-Oriented-Development)的特点，融合了升级版“前店后厂”(规模定制)、体验式商业（部分类似AIP ，即Applied Innovation Park)、公共的创新平台（类似Fab Lab），24小时居住/工作空间、教育设施等混杂功能的紧凑型开发组团，有着独立和联网的智能化运作系统，并通过“柔性”的开发和改造手段和原来的城市机理和文脉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如能借助数字化和互联网做到上述这些，那可真是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的福音，这也将成为城市新一轮可持续发展的起点。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具备独特的预见力，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东方早报）

( 载《新民晚报》2014年2月28日 B1版 )

《 大数据时代要会“冶金炼银” 》

——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

　　本报记者 叶薇

数字化、服务经济年代，其基础设施已经骤然大变，添增了“大、云、平、移”（大数据、云服务、平台、移动互联网），它让信息可以复制、资源可以共享、成本得以降低，百业都迎来了创新的机会，金融行业也是如此。而普惠金融则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可以探索的金融创新。海量数据不是大数据，海量数据只是金矿、银矿，而数据挖掘是冶金炼银的入门之功……近日，记者采访了中欧国际商学院院长朱晓明，他对互联网金融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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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云平移”使金融触网成金

　　问：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爆发元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搅局者”大举入侵传统理财市场，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在悄然加速。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互联网金融开始加速发展？

　　答：数字化革命带来了方便，带来了效率。数字化、服务经济年代，其基础设施已经骤然大变，添增了“大、云、平、移”（大数据、云服务、平台、移动互联网），它让信息可以复制、资源可以共享、成本得以降低，百业都迎来了创新的机会，金融行业也是如此。

　　特别是三中全会《决定》的第十二条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表明了中国政府重视改革这个主旋律，重视创新、创业。普惠金融，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这些就是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数字化与互联网金融开始加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金融触网、互联搅局，“余额宝”等众宝的推出，让《决定》提出的“利率市场化”用市场化的手段得到了推进。很难设想，仅用行政手段能让“利率市场化”得以快速实施。互联网金融带来了交易成本的降低及金融模式的创新，是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正能量之一。

　　问：从春节到元宵，微信抢红包大潮风靡微信朋友圈。在高峰时段，每分钟有2.5万个红包被拆开。如何看待微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答：去年11月马化腾在《用“归零”心态迎接互联网的未来》的演讲中指出，腾讯将实行三个再出发，其中第一个就是“从PC到移动的再出发”。近十年来，所有企业都在经历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变革。“移”（移动互联网）是“大、云、平、移”的点睛之笔。

　　具有移动功能的微信不只是一个社交平台，“发红包”表明微信能在朋友圈为支付带来便捷的服务。事实上，微信成功地挑战了才刚起步不多年的移动支付产业链。

　　发红包、微信5.0等以“社交公众平台+朋友圈+微信支付平台”的新模式正在挑战此前的支付模式，这是一种金融创新。从2011年1月到2013年7月，仅仅两年多时间，微信已经拥有超过6亿用户。从仅能够发送文字信息到现在支持多人语音聊天、架设朋友圈、建立游戏中心、开通移动支付等约49种功能，其增长速度可谓“疯狂”。

　　面对移动互联和“疯狂”生长的微信，银行不会坐以待毙。移动已让“微信银行”初成风潮。事实上，各大银行已经开始与手机通讯商合作，加快布局移动互联。2013年1月，广发银行率先推出以SD卡为支付载体的手机支付SD-mall模式。在短短一年间，超过15家银行已经推出各类移动支付产品。移动支付或成移动金融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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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之一是数据挖掘

　　问：大数据从一两年前开始在媒体上有一轮热炒，它到底有哪些作用，将来可以朝哪些方向发展？大数据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答：如果你关注全球著名的Gartner科技预测曲线的话，你会发现在这根曲线上，2011、2012、2013这三年中“大数据”这一点是逐年上升的，而2013年几乎跑到了顶峰。媒体的热炒以及市场推广也正好与之十分契合。

　　银行、保险，学校、医院，机场、码头都有海量数据。但海量数据不是大数据，海量数据只是金矿、银矿。而数据挖掘是冶金炼银的入门之功，数据挖掘是大数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数据挖掘时，首先会遇到一点难题，比如淘宝网上，有对“一个客户有多个账户”、“一个账户为多人使用”、“一次搜索是浏览还是成交”等数据来源做准确判断的问题。另外，在准确地采集数据后，不同的数学工作者或许会采用不同的数学工具建模，但最终将殊途同归，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体现大数据的应用价值。

　　阿里金融做小贷，至少应用了淘宝网上用户留下的九个基本数据：卖家销售数据、平台认证和注册信息、心理测试结果、信用评级、历史交易记录、婚姻状况、海关进出口信息、客户交互行为和水电缴纳情况。在金融领域中，数据挖掘可以用来做客户分等、精准营销、预防客户流失以及防范风险等。具体的数学工具有决策树分类、神经网络、Logistic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等。

　　问：怎么看待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创新？

　　答：根据我们的调研，有许多具有探索意义的案例。如上海邮政储蓄银行与电商合作，为中小供应商提供“类”信用贷款。在具体做法上分为四个步骤。目前，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流程是在线上完成的，后面的流程是线下的。未来它将探索全线上提供服务。

　　又如，京东与中国银行合作，构成“京东、中银、供应商”三边合作的供应链金融。2013年年底，京东“京保贝”上线，这是一个升级的供应链金融，运转需要五个流程。其自动化审批流程，最短只需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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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创新精神缺金融专业人才

　　问：各地发展互联网金融有什么特点？目前，怎么看上海的互联网金融产业？

　　答：上海已经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重镇。地域对互联网不会有太大影响，各地都会抓机遇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不缺创新精神，但缺乏具有丰富经验的金融工作者和高管，这是互联网金融企业起步不久后将遇到的成长瓶颈。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有种种优势。但面对这么激烈的互联网金融的竞争态势，谁能更胜一筹呢？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我对上海很有信心！

　　问：中欧即将迎来20周年庆典，现在经济环境变化很快，怎么让我们的教学适应这种变化？

　　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欧可在几个方面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做贡献。一是全面提升商业领袖的全球视野和管理能力，缩小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管理差距；二是培养创新和创业人才，帮助企业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三是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建言献策，因为改革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红利。

　　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稍一打盹，就会在产业链中出局。对商学院而言也是如此，教授必须与时俱进地研究新问题，跟上形势、引领学生。我十分享受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当一名全职教授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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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朱晓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工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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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印象

　　本周三下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授楼，记者与朱晓明院长面对面交流。采访之前，他刚坐火车从外地回来，采访完又要给学生演讲上课。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书柜，里面有他曾经出版过的15本著作，而去年一年编写了50份教材、讲义或主题演讲稿。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这本教材2月20日晚上11点半修改定稿，2月21日凌晨3点半在学校印刷，第二天早上9点上课时发给学生。这正是他一贯的作派，用最新鲜出炉的案例、数据、研究成果给学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