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23日，一个晴朗夏日的下午，我来到长寿路桥堍的上海市内河装卸一区（光复路1421号）报到。具体负责接待新工人的陈斌师傅发给我一套蓝得非常漂亮的华达呢工作服。从这一天起，我结束了因“文化大革命”而长达5年的高中生活，就此在苏州河边开始自己艰辛的第一份职业。
同一天报到的共有30名来自静安区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第二天，闸北区又有30名同届的高中生报到。大约在当年的11月，毕业于浦东杨思中学的蒋智谋成为最后一个来报到的66届高中生。这样乌黑的苏州河迎来了第一批具有高中学历的码头工，我曾把这帮人戏称为“61个阶级弟兄”。
内河装卸一区，简称内港一区，负责苏州河东段的内河装卸作业。我们报到的时候，还只有长寿路和梅园路两个作业点。不久以后，上海的“造反派”把各地驻沪办事处作为当地“走资派”的黑窝点一举“砸烂”（除了文革语言，我实在无法表述这一类的事情），这样原属驻沪办的经营江浙一带货物装卸运输的河南路桥作业点也划归一区，于是内河装卸一区东起四川路桥，西至昌化路桥，曲曲弯弯，绵延达数公里。它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单位，最主要的机械设备——吊车都散布在苏州河的沿线，装卸工人都在马路上或者沿岸的各家企业、仓库里作业，每天装卸1万多吨各类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围墙、没有大门的单位。
其实，我对内河装卸一区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5月，我在这里劳动锻炼了半年，一起在第一装卸小队劳动的有同班的周嘉源、马荣基同学。那时每天只有4角钱的劳动补贴，平均1小时只有5分钱，这样我们上下班都舍不得坐电车，因为7分钱的电车路程，我们不用1小时就能走到。更让我难忘的是育才中学来劳动的崔祥兴一天忽然在卡车底下轧死了，有可能是自杀，他与我是一个小学的，比我低一届。当我去看望六年级的班主任魏元珍老师时，她为这件事唏嘘不已。
从1968年8月到1974年8月，（之后我被借调到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工会）我在内河装卸一区整整当了6年装卸工，而且这6年完全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是何等刻骨铭心的经历啊，我是在苏州河边揭开踏上社会的第一页。
“臭苦力”真是传神的写照
对于特重体力劳动的装卸工，我以为最准确的概括就是“臭苦力”，那是亲身经历后才能得出的包含多少艰辛的结论。
先说“臭”吧。在工业化进程中容纳了多少污泥浊水的苏州河流到上世纪60年代已经恶臭熏天，黑油油的河流中漂浮着垃圾，却没有一条活鱼，始终给人一种粘稠的感觉。夏日骄阳之下，河水蒸发升腾，简直让人头晕目眩。
还有那装载砖头的船队，在上海与乡村之间来回穿梭。尽管它标有“红旗船”这样好听的名称，但它运来的是砖头，送去的则是粪便，我们就是在臭烘烘的粪船中装卸砖头。一次小队学习，杨成芝老师傅表扬我“改造”得好，说我脚上踩满了粪便，却不怕脏。
至于身上那套工作衣，汗流浃背，盛夏季节每天都冒出白蒙蒙的一片盐花，但不可能每天都洗，今天穿了，明天再穿，竟然还感到自己的汗水很温馨。再有那双小麦刮舱的长筒鞋，几乎一年四季不洗，寒冬腊月光着脚穿进去，那个冷啊，也不知道什么叫臭了。
单位的浴室是两个盆汤，6米见方1个，1个大队100多号人从头到脚都泡在里面洗，身上的面粉、煤炭、白泥粉都直接洗下去，出来以后也没有淋浴，有五六个洗脸盆，用毛巾往身上泼水，就算清洗完毕。好在老师傅有句经典名言，叫做“只有人弄脏水，没有水弄脏人”，大家心安理得。我借在市总工会工作期间，曾带两位同事（一位后来是上海市对台办副主任，一位后来是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去河南路桥的三大队洗过澡，那里条件还算好的，可他们受了惊吓，再也不敢去了。浴室的臭在于中班特别是夜班下班以后，经过前两个班次工人的洗澡，盆汤里的水已经变凉，污秽已经发酵，泡在里面，昏昏欲睡，那个滋味简直难以言传。
接下来说一下“苦”。首先是上三班，这个三班不是一星期一翻，而是一个星期里面上3天早班，2天中班，1天夜班。夜班做出，就是休息天，睡1天，第二天又要上早班了，春节等国定假日也基本上照常上班，可以说一年到头谈不上什么休息天。现在人们坐飞机出国，倒时差是一件大事，那时候，我们每星期倒时差。
早班的上班时间是早晨7点到下午3点，可是我们的老师傅5点不到就来了，年轻人从宽处理，但也要在6点前报到，以便吃早饭，换衣服。我用闹钟，4点3刻就要起床了。隆冬时节，顶着西北风，在一团漆黑中骑自行车到单位，那可真是寒冷彻骨。
最苦的当然是劳动的艰辛。200斤的米包子，1个人一工班要扛500包。50斤的面粉袋自己搬到推车上，要垒6个高，还要拉上皮带机，七八个人一工班共要推上一万包，几年下来，我们的指甲都被磨成短短的一截。装卸糯谷，奇痒无比，仿佛每个毛孔都钻进去致痒的稻芒。搬运白泥粉，我们的脸被搞得比京剧里的曹操还要白。
那天早班搬朝鲜生产的包装水泥，4个人从小船里起出了100吨，我的两条手臂都被碱性烧掉了一大块皮肤，鲜血淋漓。又有一次在河南路桥上中班，装卸的是半爿猪身的咸猪肉，当吊车一下子把我们装满咸猪身的麻绳网络吊起，那盐卤滴滴答答掉下来，直灌进大家的脖子里。
在盐库扛盐包子，那汗水和着盐渍浸透了衣服，几天都不会干，永远是湿漉漉的。夏天到装卸四区扛烟叶，那是最难做的“生活”，形状不规则的烟叶扎成捆，重量不一，大的有1米5高，230多斤，又不贴身，直往下溜。一工班下来，整个背上都是烟叶划出的伤痕，仿佛受了鞭刑。在那里我还扛着米包走过斜斜的跳板，是窄窄的两连桩，从地面直接走到6包米那么高。
做抓斗最累的是扒道渣。拳头大小的石块插不进，扒不下，船又只有头二十吨，一工班要做七八条，那个累啊，气喘吁吁，两臂酸麻。特别是碰到下雨天，装卸煤炭、建材都不停工，风里来，雨里去，身上的老棉袄都浸透了水。
伴随劳累的首先就是危险。我们在狭小的船舱扒煤，抓斗在头上飞舞，如果配合不当，稍微碰一下，轻则骨折，重则丧命。我在船舱里好多次感觉到自己像一只丧家之犬，像惶惶然的老鼠，根本不能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遭受过两次工伤。一次是在淮安路那边的粮库扛米包子，下面踩的是填仓板，一不小心踩在木条缝中，跌坐下来，200斤的米包子压在脚裸上，顿时肿得像个馒头，以致现在走到高低不平的路上，依然会习惯性地扭脚。
另一次则更惊心动魄。那天中班在上海面粉厂仓口装卸包麦，月黑风高，潮水低落，我站在距地面近3米的仓口平台上倒卸包麦，一关甫落，油泵吊甩头而去，谁知一个包扣未卸，一包180斤重的小麦随之飞出，招呼也不打就把我带走，说时迟，那时快，转眼间我抱住包麦已被甩到半空，在耀眼的太阳灯下，只看到底下已是苏州河上连排的船舶，我的体重加上那包小麦一下子把单扣的麻绳拉断，我从约3层楼的高度，以大于自由落体的速度径直掉落下去，真是皇天有眼，我竟掉在正套小扣的袁万祥师傅的臀部上，随即向外滚去，我一把拉住包角，但戴着的眼镜却因惯性飞入河中。同事们连忙把我和袁师傅送到医院，经检查，两人竟都奇迹般地毫发无损。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其他老师傅都大惊失色，连忙要我回家休息了4天。说是奇迹，因为这样的事故以后又发生了两次，但后来的遇难者就大为不幸，6队的张水桃师傅摔在小船的头仓里，摔断了腿；10队的钟师傅摔在钢板的平台上，摔坏了脑子。
至于说到“力”，那是不言而喻的，装卸工就是与地球引力作斗争。现代京剧《海港》有两句著名的唱词“左手托起粮万担，右手托起千吨钢”，看似豪迈，实则艰辛。经过几年的锻炼，我曾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蜕变成能扛起米包健步如飞的装卸工。我能把一包200斤重的大米独自从这张桌子搬到另一张桌子。我也能大喝一声，将大石块扔到铁丝网络里。我记得当时8队的王小兔能扛起2包米，这可是400斤呀！我还记得有一次下班以后，许多身强力壮的装卸工同事比试着提起一个380斤重的铁砣，结果一位老师傅摒伤了脊椎骨。
以前物理学说，人们提着重物走路，没有做功。马克思也说，搬运货物只增加货物的价值，不增加货物的使用价值。这是我在当装卸工期间最不能接受的两条真理，总感觉这是对装卸工的藐视。当装卸工有时需要一些蛮力，但大多数时候用的是巧力。老师傅教我们，扛包子的关键是将重量通过两条腿传递到地面，只有傻瓜才用腰去顶着，柔软的腰是从来不吃力的。更傻的当然是京剧《海港》中的韩小强，小麦包180斤，稻谷包130斤，而且上肩以后感觉完全不同，小麦包是要往下溜的，结果居然稻麦搞错，生造了一番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其实当过装卸工的都知道这根本站不住脚。只是当时不能说，攻击革命样板戏是要杀头的。
我和谐共苦的同事们
内河装卸一区原本管理团队的人很少，在革命委员会的框架下，主要有组织组、调度室和后勤部门。生产作业系统则主要有20多个装卸队、司机班和车间。河南路桥作业点并入以后，成立了3个大队，这样就多了一个管理层次，宝塔就多了一层。
我到装卸一区的第一天，就被分配到长寿路桥（后称一大队）我曾劳动锻炼过的第一装卸队。队长徐正生，一个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汉子，共产党员，对青年工人很爱护，但他不久就被派到工宣队去了。整个小队共有10多位老师傅，其中50岁左右的马有贵、袁万祥、应同鲁都是虎背熊腰，而体重超过200斤的才40岁的王加贵更长得像一座铁塔。其他几位，像吴庙件、仲兆元、高海元、杨成芝、王占康等也都饱经风霜，结实耐劳。马有贵是组长，相当于政委，说话时闭着眼睛，干活时从不落后，还在休息日到我家中进行家访，但他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也不知道身上被人抓到什么小辫子。吴庙件是副队长，生性和善，口头禅是“这个东西”，他是个比较有看法，有观点的人。
老一辈的码头工大部分来自苏北，其次则来自湖北。我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来到码头工人中间，可以说是处身于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全新的群体之中。六年的熏陶，我完全听懂了苏北话，也曾经能用上海腔说上几段，甚至骂几句粗口。相互的生活习惯也逐渐了解。我知道他们喜欢吃茨菰，吃绿豆做的“蔴糊”。有一次我拉肚子，可是开不到病假，午饭只能带个半斤的光明牌长面包（0.31元一个），加上一些肉松，有时候我也带些腌的香椿头，老师傅看了很奇怪，上海人怎么吃这种东西。
学校里老师告诉我们，旧社会劳动人民穿的衣服是“补丁打补丁”，到了码头上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情形。原来我们上班穿的遮风避雨的外套从来不换新的，破了就补一块，重重叠叠，针针线线，到后来衣服的原样根本看不出来，成了真正的百衲衣，当然这需要年轮的积累，像杨成芝师傅穿的外套，布都碎了，看上去一轮一轮，好像鱼鳞片。
为了避免受伤，我上班时冬天带着护膝。仲兆元师傅就托我到体育用品商店去帮他买了，因为他的儿子上山下乡去了东北，当我交给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眼角闪着泪花，他想到了冰天雪地中的儿子，而我则被他的舔犊之情所深深感动。
老师傅们都把我们新工人当作晚辈，当作下一代，在工作中循循善诱，倾注着关爱。世界上许多东西可以手把手地教会，但扛包子之类特重体力活，却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除了实践中体会，永远也不会有教科书。老实说，在生产劳动中搭上我们这些新手，老师傅要多出许多力，多留许多神，但老师傅们任劳任怨，特别跟袁万祥师傅干活，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像一只老母鸡，张开双翼，处处保护着我们。我从老师傅们身上感受到淳朴博大的爱。
今天回想起来，老师傅们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终身受用的东西是一种对生活的豁达态度。老师傅们从旧社会走来，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饱经生活磨难，所以他们处变不惊，举重若轻。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雅雅的”，也就是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以平常心应对，处之泰然，笃笃悠悠。炎热酷暑，老师傅们心若止水，不出大汗，还嘱咐我们不要多喝水，多喝了水，人就软了。仲兆元师傅一次坐在船头上抽着烟跟我说，不要看装卸工苦，它一接触不到钱财，没得贪污；二接触不到女人，没得腐化；三是吃得这个苦，以后你不论做什么工作，也不会再怕苦了。40多年了，我一直记得这个朴素的结论，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我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怕任何困难曲折，因为我做过最底层的装卸工。
与我一起分到装卸一队的66届高中毕业生是同一个学校的王一立。自那时以来，还有8队的金基和、张学麟、21队的蒋智谋，我们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紧密交往了44年，从恋爱结婚到为人父母，直至现在年过花甲，其中还有3人当上了外公，而此情此谊，从不间断，绵延流长，泽被三代，完全可以称得上世交。
16队的强国华、刘骐，24队的梁凤华也都是要好的同事，有许多共同语言，至今还经常来往。上世纪70年代初，强国华曾经在我家的阁楼上和我通宵相对而坐，一起写领导上命题的批判文章。刘骐则是我的桥牌牌友，空下来就与3队的谢万祥、邱绍智一起玩上16盘。梁凤华毕业于静安区数一数二的育才中学，我们一起搞过业余教育，经常到恒丰路的上运二场听培训讲座。当时她住在茂名路。凤华结婚的时候，我和强国华曾合送过2条丝光毛巾和一张粉红色的纸卡，上面我端正地写着列宁的一句话：“前进，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啊！”
25队的邵玉妹和我也熟悉，我们都曾是公司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以后作为业余教师又在普陀区红专学院一起上了一学期的业务培训课（每周2个半天）。组织上曾让她去学习画大幅宣传画，那天早班回来，我看到她正爬在脚手架上画巨幅毛主席的画像，打着格子，已初具形象，我不禁将她惊为天人，因为一二个月，她已能驾轻就熟，更赞叹的是她无所畏惧的勇气，因为如果毛主席画得不像，那后果不堪设想。
司机班的骆牛娣因工伤失去了整个大拇指，那时她还年轻，我十分同情她，仿佛自己的姐妹遭遇了不幸，恻隐之心不能自已，好多次去探望她，一天中午，还请她以及3队的沈大成一起到我家吃午饭，我母亲烧了一些好菜款待。
装卸一队在1968年来了许多新工人，包括1967届高中的蔡腾，1966届初中的骆骐，1967届初中的马英杰、张兆兴、吴明章、顾惠跃。以后又陆续从农场来了张荷生、朱子翔、盛善林、李永芳，从部队来了徐嫩波，作为人员流动，也从其它装卸队调来了严正道、杨从毅、应伟本、钟承志、周爱道、顾惠海等。
这真是苏州河码头上一帮臭苦力，一群好兄弟！大家同在第一装卸队，扛粮包，扒煤炭，日夜三班，可谓任凭风吹日晒，吃尽千辛万苦。我们大多数人的共同标志是“老三届”，除此以外，可以说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个性多样，习惯相远，乡音不改，但是我们走到一起来了，那么几年，汗流在一起，苦吃在一起，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从来没有发生冲突，从来没有勾心斗角。我后来到过许多书香味十足的单位，但人与人之间都不如装卸工人那样坦诚，那样透明。
当时我们拿着36元的工资，吃着50多斤的粮食定量，一天要吃4顿，每顿饭至少要吃半斤，多的要吃7两。早餐在食堂，大家喜欢吃酱油干拌面，放一些猪油，4两一碗，再加些包子，顶饿。中午一般都是食堂送来的，简单得很，5分钱的是蔬菜，1角钱的是肉片、大肉，1角5分钱的是排骨、猪肝。大家席地而坐，菜不够了，就用茶水淘饭，据说人要吃得蜡黄。
 夏天扛包子是我们最粗犷的时候，赤膊赤脚，一条短裤，身上一条搭肩布，喝冷饮水从不用茶杯，拿起7磅的水瓶就往嘴里倒，你刚放下嘴，我又拿上口，丝毫不忌讳。下雨天如果装卸粮食，那是我们的“小礼拜”，因为无法开工，大家就爬到面粉或稻谷桩头上吹牛聊天，话题广泛，无话不谈。有时谈起老电影，可以说上大半天。骆骐为人风趣，知识面广，往往是这种场合的主角（他父亲与我舅妈在中百一店是要好的同事），大家的绰号多半也是他起的。我们还苦中作乐，去过一次南翔游玩，留下了我装卸一区期间仅有的几张照片。过年了，我们能拿到一笔年终奖，作为劳动量最大的一级队，每人只有3元5角，相当于一条“大前门”香烟，而四级队则只有2元8角，刚好是一条“飞马牌”。
在这些同事中，马英杰是“术业有专攻”的代表。他每喜欢上一样东西，总是全情投入，孜孜不倦。先是下棋，转眼间已是一大队的佼佼者，很少对手；再是练哑铃，手臂练得像健美运动员，拗手劲所向无敌；又学书法，为了节省支出，拿着毛笔沾清水在家中墙上书写，直写得粉墙酥软剥落。由于入迷，他在朵云轩结识了一位“导师”，我们都认为是个骗子，遂结伙到马英杰家中严阵以待，可惜那家伙没来。后来英杰在中医领域颇有建树，从一无所知到卓有成就，应该付出多少旁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周爱道则是一个勇者，一个硬汉。一天傍晚他在家门口乘凉，忽然被人当头一棒，打得头破血流，他毫不迟疑，操起一根家伙，一路追杀过去，据说左打不是，右打不是，结果伤到了别人。那时医院不予包扎，只能到单位的医务室，我见到他伤口很长。他首先是受害者，如此熬痛，我心里一直很佩服。
可惜我们队中已有好几位英年早逝，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了。
一位是张荷生，他比我大三四岁，戴副眼镜，一直笑呵呵的，体质并不好，但劳动很投入，后来和我一起做过业余老师。他出身大户人家，家境富裕，文革前高中毕业，作为“社会青年”被送到崇明农场，70年代初好不容易上调，又来到内河装卸一区当装卸工，可谓一生蹉跎。粉碎“四人帮”后结婚成家，眼看有希望过好日子了，却又罹患癌症，不幸去世，痛哉惜哉！
另一位是李永芳，比我小一岁，来自奉贤农场。尽管他常年身患哮喘病，但还要当装卸工。他为人也好，大家相处融洽。以后一直活得很清苦，不得其志。前两年，听原装卸一区医务室的马家骥医生说起，永芳也匆匆而去，撒手人寰了。
再一位是顾惠跃，天性乐观豁达，在学校里被培养打过网球，后来成了大胖子，皮肤晒得黝黑，单位里让他夏天给大家送棒冰，骑着自行车，头颈里挂一条毛巾，不时擦擦汗，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乐，可是也许太胖了，肌体承受不住，突然他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还有一位是张兆兴，湖北人，人不高，长得十分壮实，他讲话慢悠悠的，可惜含在嘴里，我总是听不大懂。去年，我时隔40多年邀约装卸一队的同事再聚首，可是找到装卸公司的档案里，他却早就不在了。真是难以置信，胖顾和兆兴可都比我小好几岁呀！
说起装卸一区，不能不说起我们的老领导、当年的革委会主任吴永兆。老吴比我们大20多岁，略高的个子，精神抖擞，为人忠厚，心情平和，领导有方。他处事公允，宽容待人，有威信，更有凝聚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他凭着良心应付着一切。他平日生活朴素，每顿饭都只吃5分钱的菜。一次防汛抗台，他带着大家值班，深夜一二点钟，台风已过，我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忽然感到有人轻轻地帮我盖上了毛毯，我从迷蒙中看到这是老吴。
上世纪60年代的苏州河码头，还弥漫着原始粗犷的乡野气息，老工人在一起“打朋”开玩笑，什么话都能说。下雨天在仓库里等工，闲得无聊，几个女工不仅会把老师傅的帽子塞到自己的裤裆里，甚至会把他的裤子全都脱光。现在青年人来了，不能再这样胡作非为，老吴在全区大会上一声令下，严正地要求老工人检点自己的行为，不准再荒唐不羁，从此曾经开口随意的老师傅就再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过黄色笑话。
那时文娱活动枯燥，而装卸一区的主体建筑又只有一个大礼堂，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小青年要打乒乓，总要打开礼堂中央的“小太阳”，否则就看不清，老工人看着舍不得就去关了，胆大的青工再去打开，马上又有老工人去关了，开开关关经常引起争执。不知道老吴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在大会上，他很动情地说，我们码头的条件不好，你们老师傅节约用电也可以理解，但再不让小青年打乒乓球，太对不起他们了。应该支持，再难，这点电费我们还承担得起。从此以后，打乒乓球开“小太阳”就没有发生过问题。
2012年10月22日是老吴的八八米寿，我和王一立虽然都在加拿大探亲，但都会提前返回上海以参加这个盛典，这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的感召力。这几年来，只要他一声号召，一个已经被撤销许多年的单位，能有二三百名职工聚到一起，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当年的革委会副主任好像是李龙英，一位眉清目秀的近30岁的女同志。她是造反派上来，可是在1968年我们已看不到她身上有什么造反派的影子，也无法相见她当年是如何叱咤风云的。她可能文化程度不高，因为1967年她唯一一次开大会传达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情，她有点讲不清楚，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涉及到的老帅实在太多。后来她当了工会主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是我帮助起草的。1974年的夏天，她推荐我去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工会参加法家著作注释的会稿，从此我逐步离开了装卸一区，最后成了市总工会的一名工会工作者。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我去河南路桥三大队，知道龙英正下放在那里，我怀着感恩的心情专门去探望了她，并向她致谢。那时她正是落难的时候，但我以为她是个好人，她出乎意料地感动。许多年以后，一天晚上，她突然到我家里来看我，那时她家开了水果店，生意兴隆，已买了面包车，我为她十分高兴，也出乎意料地感动。又过了若干年，忽然传来她的噩耗，可恶的癌症夺走了她正在中兴的生命，那时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呜呼，我会永远记得她。
七十年代初期，吴永兆同志带领工作队到东沟船厂去了，上级从运输场调来了王根宝当内河装卸一区的一把手。老王40岁左右，谢顶，两眼明亮，工作干练。当时毛主席要大家都读一二十本马克思的书，以防止陈伯达一类骗子，单位里成立了学习小组，我大概也算一个，牵头的是老王带来的一位秘书，好像叫钱守一，很认真的一个老人。在这期间我有幸到外面听了4次精彩的讲座，逐字逐句地读完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是我这辈子读得最深刻的马列主义著作。老王很快又调回运输公司了，后来他当上了宝钢指挥部的运输部长。我到劳动报社工作后，报社的工会部主任肖振华的连襟居然就是老王，此后我们偶有互动，但终未见面。
文化大革命的奇特景观
文化大革命中的每一天是从“早请示”开始的。那是一个刻板的仪式。6点半左右，各装卸队在大礼堂各自排成一列，此起彼伏，山呼万岁。我们队是由我领颂的，当我引颈高呼“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时，全队同仁都右手高举红塑皮的《毛主席语录》三呼“万寿无疆”，其后是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再一起朗读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由队长布置当天的工作任务。
恐怖的则是“反革命分子”的请罪，在艰苦劳动并做了许多额外的清洁工作以后，他们还每天都要在毛主席像面前低头“认罪”，被迫忏悔自己的“罪孽”，往往使人想到教堂里信徒们的告解。装卸一区的反革命分子很多，有头二十个，这其实是有来历的。1956年，装卸作业体制变动，原来各顾各的面粉和煤炭的装卸要合二为一，相对比较干净、比较轻松的装卸面粉的工人不干了，他们起来闹事，甚至把党支部书记扔到苏州河里去了，这样就制造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我们队里后来就来了个王可福，也是身材魁梧，忠厚本分，记得他爱人还是个党支部书记。大家相处得可以，并不故意欺负他。再如年轻的像25队的明道江，在面粉厂机口撩得一手好面粉。当然也有其它原因被打入这支队伍的，有学法律的吕国华，有年轻的谭世明等，都受尽屈辱。当然有时候也有个别人年轻气盛去打他们，真是于心何忍。
最突如其来的要算医务室的马家骥医师，他毕业于部队的二军大，一夜之间被上面打成谁也搞不懂的“五一六分子”，被整天关在防空洞内，经年累月，暗无天日。
上面搞“清理阶级队伍”，一大批老师傅遭了殃。那天，在普陀区体育馆召开内河装卸公司的对敌斗争大会，我和王一立被安排坐在一位素不相识的外区的老工人后面，只听喇叭里一声令下，我们就把他揪到场子中间去了，原来都埋伏好的，一下子揪出了许多人，我们做了次帮凶。
那段时间，上海自杀的比率大幅升高，我们上班时好几次在苏州河里捞到死尸。船老大用竹竿一勾，我们用麻绳拦腰一捆，往吊车挂钩上一挂，就吊起来放在岸上了，我们总是仁慈地用麻袋或草包一盖，然后报警。有一次竟打捞上来我同学李银香的哥哥。见得多了，见怪不怪，我们渐渐知道人死了，浮在水上，男女不一样，男的脸朝下，女的脸朝上，这是多么恐怖而又悲哀的经验。
刚到单位时，上面让新工人都填了加入造反队的申请，但从来没有批下来，后来自动成为了工会会员。我们都是上海民兵，主要参加过3次重大的活动。
一次是建国20周年，人民广场游行、联欢、放烟火，为确保安全，我们在9月30日傍晚穿着工作服，戴着藤帽，坐卡车到淮海路光明中学集中待命，一直到10月1日晚上10点多才解散。
另一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我们又全副武装到火车东站维持秩序。我们站在火车边上，车上车下仰天长啸，哭成一片，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盛大最悲切的场面。忽然泪飞顿作倾盆雨，普天而降的大雨把我们，也把看不到希望的知青家长淋得湿透。
再一次活动则是长达10多天的拉练。毛主席提出要抽全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学习解放军，练就铁脚板，开展行军拉练。我们是以装卸小队为单位参加的。从沪西工人文化宫出发，背着铺盖，到青浦县走了一大圈，隔天行军，少则50里，多则80里，全程300多里，直走得脚上起泡，形成老茧，至今还要每月扦脚。晚上住在农村，打地铺，不走的那天要帮农民干一些农活，以加强工农联盟。在劳动中，外区的一个老工人负责监视我们，我嘟噜了一句“那摩温”，团部作为反革命追查下来，弄得我六神不宁。
刚到单位的时候，还时兴评选公司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老师傅的推荐下，我被评上过两次，参加了盛大的讲用大会，很可爱，那时的发言稿叫“讲用稿”。各个装卸队还要出墙报，叫做“大批判专栏”，我们队由我负责，出过庆祝建国20周年的专刊以及“要准备打仗”的专题，还写过一篇《在激流中勇进——斥混到退休30年》的小评论，得到上面好评，后来在外滩市里的大批判专栏上登了出来。比较糟糕的是我写过一篇《评“宁慢10分，不抢一秒”》的东西，以极左的姿态批判当时刷在苏州河边的关于安全生产的标语，以为装卸生产就是要讲速度，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环境和条件。虽然这篇文章并未引起什么反响，但至今想来依然感到对不起当时分管安全工作的夏万祥同志。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从那天起，我们早班下班后就要等在单位里，近晚才能回去，以备闭幕时进行庆祝，这一等就等了20多天，24日大会闭幕，我们参加了走到外滩的大游行。老师傅们说起，文革初期，体委系统的造反组织上体司称霸上海，什么摔跤兵团、举重兵团打遍上海无敌手，后来与交运局下属的红汽校发生冲突，全市交运系统的老工人都带上藤帽和工具，腰圆膀粗地坐上运输公司的大卡车在南京西路上的上体司前示威游行，好好教训了他们一顿。
九大之后，全国修订《中国工会章程》，一区工会找到我和河南路桥（三大队）的许松林参与其事。松林住在曹杨新村，带一副眼镜，总是笑嘻嘻的，人很聪明，与我相处很好。我们兼收并蓄，标新立异，很快拿出了装卸一区的《中国工会章程》修订稿，结果名声在外，当时市总工会还派了两个人来了解情况，频频赞许。
黑龙江珍宝岛发生中苏武装冲突后，毛主席翻了下历史书，向全国发出“深挖洞”的号召，上海各个单位都开始挖防空洞。长寿路桥的唯一建筑就是一个大礼堂，下面的防空洞也挖得不亦乐乎，每个装卸队都要参与。一天下午忽然大礼堂的墙壁上出现大的裂缝，挖防空洞差点把大礼堂挖塌了，把大家都搞得十分紧张。好在主持工程的几个老师傅还比较有经验，总算化险为夷。那座大礼堂又支撑了几十年，直到2011年底因开发需要，被夷为平地。
我曾是上海市内河装卸公司工人学马列理论小组的一员，每周活动一次，同组的有后来成为公司党委书记的董黎晃、著名沪剧演员邵滨孙的女儿邵智慧等。在一大队，大约也参加了同样的活动。批林批孔运动中，组织我们写大字报，要求矛头直指“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的组织路线，但我深知不能无中生有，卷到政治漩涡中去，结果为首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标题用了“触目惊心”，写的却是要减少工伤事故，另一张更妙，与张荷生等写了我们要看革命样板戏电影。
当然文化大革命中，太阳照样升起，月亮照样皎洁。苏州河畔，安远路口（叉袋角）的电动摆渡船照样每天往返，单程投1分硬币就可过去。大雪纷飞的日子，长寿路桥上天蒙蒙亮就有卖菜的小贩，青菜0.10元1斤，相当于现在10元。国庆节的外滩依然灯光璀璨，那是由一串串电灯泡勾勒出高楼大厦的壮观轮廓，鳞次栉比，一点不比现在逊色。我和金基和等曾在某年9月30日的晚上在外面聚餐以后推着自行车观赏美景，从南京路走过去，再从淮海路走回来，当然现在走不动了。那时工农兵都能进南京理发店，可惜我头发里都是稻谷，理发师实在看不懂。我和骆骐、蔡腾，或者智谋他们，包括8队的王山龙等经常到饭店小酌，国际饭店的糟溜鱼片、新雅的蚝油牛肉、天鹅阁的起司焗面都很好吃。
确实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许多正常的事情。为治理苏州河污染，市革会副主任马天水曾在开工典礼上正式启动将污水排往东海的重大工程。为将上海面粉厂生产的袋装面粉直接送往苏州河对岸的东站装上火车，一架巨型皮带机腾空而起，跨河而过，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我们内河装卸一区也彻底抛弃了黄鱼车，普遍用上了电瓶车。经过10多年的努力，内河装卸以吊车、皮带机为标志，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进步，基本抛弃了杠棒、跳板，正向成组化、网络化迈进。而最能体现内港老工人智慧的发明就是套小扣，一根麻绳，两个铁环就能轻松地把一包包粮食吊上岸。
文革中促生产的形式之一是“放高产”，我参加过三次，一次由团支部书记吴兴友领头，组织正在参加学习班的青年人一起卸面粉，真所谓车轮滚滚只管推，中午吃饭也轮班，一个工班做了2万多包，大概是空前的历史记录，比平时翻了一番。另一次在面粉厂窗口做散麦，我和2位同事一共卸了7个140吨的“大落子（平底铁驳船）”，共980吨，大约是生产指标的167%，并不是最高的，但对于我却是记忆犹新。第三次是加班，那天上中班到家近12点，第二天在盐库加个早班，晚上接着上夜班做煤炭，也就是说在40个小时里上了24个小时的三个班，乖乖隆底咚！
说起生产，我还有一次当卡车运输工人的有趣经历，那是某年12月31日的晚上，马有贵师傅派我和周爱道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原来一艘装载纺织品的货船在苏州河倾覆，要火速把打捞起来的成包纺织品送毛巾厂烘干处理。事出突然，又是年关，汽车运输场只能派出“赤膊车”，没有装卸工人。已近中班下班，我和爱道装满了一卡车货物就直奔毛巾厂而去。很顺利，我们从厂门口亮着“庆祝元旦”字样的牌楼及顶棚下经过，在工厂的广场上，许多工人等着帮助卸了货，正准备胜利返航，谁知汽车却长高了，怎么也不能从顶棚与牌楼下出来，这是因为卸掉了笨重的货物的缘故。我们急中生智，让众多工人都站上车，把卡车“压扁”了一点，才出得厂门。那夜回到家，已是新年元旦的黎明了。
再说当年内河装卸一区的文体教育也颇可圈可点。一区的文艺小分队人才荟萃，中西合璧的乐队蔚为壮观，排演的现代京剧《深山问苦》，由司机班的向金娥演小常宝，16队的刘欢德、季根发演少剑波和猎户老常，好像2队的李良田演杨子荣，都演得像模像样。至于老一辈革命家彭柏山的大女儿彭小兰的女高音独唱更是技惊四座。乒乓队由王一立、金基和挂帅，加上张大鞋，颇具实力，后来又来了直板削球的包永祥、左推右攻的徐祖康，更是如虎添翼，一直打到闸北区前六名。要知道闸北区可是有彭浦机器厂、华通开关厂这样市属大厂的。我则当过几年兼职的业余教师，在陈华琴老师的带领下，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被评为交运局的业余教育先进个人，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当时交运局的军代表、革委会主任盖明厚也参加了这个大会，我算为装卸一区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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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当年百舸争流、装卸繁忙的苏州河如今已成为绿树成荫、玉带环城的居住游览胜地。曾经喧嚣一时的内河装卸一区也早已荡然无存，归于平息，可是我依然保留着当年的一些习惯，下雨可以不撑伞，半天可以不喝水，我也曾凭借当年掌握的装卸技艺，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与总工会机关的同事钱跃环到铁路东站装满了一个车皮的援助粮食，更在上海市五七干校，几乎一个人将全连生产的一季稻谷从2吨卡车上扛到了碾米厂的仓库里。如今退休了，我选择居住在熟悉的苏州河边，居住在中远两湾城。每天下午，当我漫步在当年华东四站的浩瀚的煤场，隔河遥望面粉厂那作为历史文物保存的百年厂房，遥望那上海啤酒厂拉过多少次酒糟的曾经的马路，我始终保持着那份对苏州河的情感。
2008年8月23日，我和刘骐邀约强国华、梁凤华、邵玉妹、金基和、王一立、蒋智谋、张学麟，还有14队的孔熙宝，并请了老吴、陈斌一大早冒着雷阵雨重新回到了长寿路桥下的一区大礼堂。40年风雨飘摇，大礼堂早已破败不堪，但是，我们依然品尝着当年的那份温馨，那份困苦。日月如梭，那些披着搭肩布的2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如今已进入白发丛生的花甲之年。特别是孔熙宝有30多年不见了，还是一见如故。在大门口摄影留念后，大家打着雨伞，沿着光复路一直走到恒丰路桥，寻找昔日挥汗如雨、扛包搬砖的所在。除光复路1251号原搬白泥粉的海达仍旧是仓库外，裕通米厂成了酒店，1019砖场成了绿地，921建材仓库成了居住小区。总之，旧貌新颜，沧海桑田。中午在恒丰路的顺风大酒店吃了午饭。40年前的这一天，我们正是在长寿路桥报到，才引出这长达13000多字的不可多得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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