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报到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五机部一个生产新40火箭弹引信的大三线军工厂，在甘肃平凉华亭县关山脚下的一个大山沟里。我的无线电理想梦被无情的打碎了。我当时心情很差，离校后没有回家，八月初就直接去厂里报到了。
人生的旅途那时是不能自主选择的，有的路虽然你不愿意去走，但形势会迫使你不得不去趟一趟，那只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勇敢地去进行面对。
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的工厂转运站，坐在厂里拉货的卡车上，向北开了150公里盘山公路，翻过了两座山进了一个山沟里的工地。沟中间有一条河，水很浅，踩着中间的石头都可以过去，河床有几十米宽，山洪来时能铺满整个的河道。73年山洪爆发，河水都冲上了堤坝，漫进了车间，还推走了一座刚建好的大桥。幸好是在白天，没有冲走人。两边的山有两三百米高，山上长满了树，春天的时候，满山的野桃花开得嫣紫千红，厂门口的山坡上有一大片野紫丁香，傍晚的时候走过这里，那花香沁人肺腑，让人透不过气来。到处可以听到咕咕咕的野鸡叫，附近有还有野兔出没，听说沟深处有原始森林，还有野猪，狼，鹿等大型野生动物。深夜四周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人感觉像耳聋了一样。
河两边有几十米宽的河滩地，房子就沿着河边盖。河的一边是厂房，河对面就是宿舍区，从厂门口到最里边的靶场，要经过五座桥，六七公里路。老百姓大部分都住在山坡上，离厂区比较远，初期厂区周边都没有围墙。我们的所有生活用品都要从宝鸡运进来，所以有一个几十辆车的运输科，还有自己的商店，菜铺。粮店，肉铺是地方的，因为都要凭票供应，但是运输也要靠厂里的车去拉。邮局，银行当然是地方的，都在厂门口。每一个厂都自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有托儿所，小学，中学，到教育科的电视大学，还有食堂，医院，招待所，电影院，篮球场，澡堂，理发店，消防队，广播站，电视转播台，印刷厂应有尽有，配套齐全。山沟里的地表水含太多的矿物质，而且有说不清的成分，当地老乡很多有大脖子，侏儒，克山病等地方病，所以部里专门批了一千多万（七十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我们全厂投资才三千多万元）在几十里外的平凉市修了一个厂属水厂，翻山越岭铺了大口径水管和泵站接到各厂，给大家送来放心的生活用水。一条沟为一个厂，周围有配套的大三线厂三个，每个厂连家属有上万人，还有几个省级的小三线厂，占了当地安口镇人口的一多半，但和镇上没什么联糸。我们和当地农民的来往也就是用粮票换鸡蛋。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整整二十年，成家生子，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足迹。
§2-2 培训
1970年8月初厂里正在基建，没有房子住，我们住在席子搭的大篷子里，顶上的大缝子能看到天。不到十天我就和第一批进厂的工人一百多人（复员军人和还没毕业的中学生）被派到湖南湘潭的江南机器厂去培训。
湖南江南机器厂是一个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老兵工厂，职工近万人，在湘潭市郊区，离毛主席的故居韶山不远。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的小社会。周围是红色沙土的小丘陵，但终年绿树成荫，大陆性气候，冬天冷夏天热温差大。生活条件很好，没粗粮，魚肉蔬菜供应很新鲜。我们星期日经常去韶山玩，从江南厂所在地楠竹山到韶山的火车票只有一毛钱。那里比较热闹，商店里货品供应充足，特别是药品比较齐全，饭店里菜也比较多，而且很便宜。
我在湖南培训的项目是压电陶瓷的生产，由于三线厂强调小而全，所有零件都在本厂中配套生产，这是机械引信中的一个关键零件，实际上是唯一一个电子元器件，我在无锡教育革命小分队时，到类似的厂参观过，所以进厂后我强烈主动要求搞这个工作，因为多少和电子专业沾点边。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职业工作。我可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意来选择世界，因此我只能努力地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并在我能做到的条件下，发挥到极致，做到自己满意，也让大家满意，不要虚度人生，才能报答国家和父母对我的培育之恩。
我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培训中。我和学徒工一样，在生产线十八道工序上一道一道顶班干下来，一般工人只会一两道工序，我每一道工序都学到熟练精通，连检验，手工塗银这些全是女工干的工作我都顶班完成定额，最后成了全能劳动力。老厂领导把我当成了突击队，加班补缺都是我的事，反正年轻力壮又没拖累，随叫随到，不讲条件，服从安排。我的无私奉献，换来了真诚的回报。他们让我从培训队住的大礼堂里搬到了他们工厂的单身职工宿舍，一方面可以方便的通知到我，另一方面也使我有一个好的休息环境。我和他们车间里的两个技术员关系也很好，一个原来在理化室搞化学分析的，我不但向他学习生产工艺，还熟悉了原材料进厂验收时的纯度分析，了解了原料定点供应商的资料。另一个技术员是搞电气仪表的，我向他学习了极化设备，测试仪器的使用和维修。车间领导还把他们车间资料柜的钥匙都给了我，所有的技术资料我都可以随便看，包括在学术会议中收集到的论文，有些连他们的技术员都没看过。那时也没复印机，我就手工抄了好几本笔记。车间领导，技术员和工人，都毫无保留的把一切生产中的情况都告诉我，出现质量问题时，还叫我一起参加分析讨论，我完全成了他们车间的一个编外的技术员和培训班的组长，车间领导充分的信任我，几年后我到那个厂去出差，见了他们领导和工人，技术员都仍很亲切。这些资料和经历对我回厂后筹建生产线和试制新产品帮助很大。1971年6月三线厂基建差不多了，我们依依不舍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傅们。
回厂路过长沙时参观了橘子洲头，岳麓山的爱晚亭，长沙第一师范等革命纪念馆，还在武汉转车，参观长江大桥，黄鹤楼，东湖等名胜古迹。
§2-3 试制
回到厂里总工程师要求我在三天之内写出书面的培训小结。我把十八道工序从头到底列出所用的设备，材料，操作方法及常見的问题，这就是后来编制的生产工艺初稿。厂领导很滿意，派我到上海采购所需的设备和材料，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筹备齐全了所有的东西，开始试制产品。车间组建时有在两个老厂和一个三线厂培训的五个大学生20个左右的熟练工人，我负责工艺，其余技术员分别负责调度，设备，技安等工作。
开始阶段我带着在老厂培训过的工人在配料，烧结等几道关键工序亲自动手干。虽然我们照搬了老厂的生产工艺又培训了各道工序的操作工人，但也不是一帆风顺，毕竟生产环境和条件还是有点不同，一些细节上的不注意，造成了多次试制的产品半成品体积密度就是不合格，那当然电性能就没有了。这是一种精密的电子材料，不但对原材料纯度，杂质要求很高，而且对工艺中配方的比例，烧结的温度控制也要很精确，生产环境也必须无尘，通风和环保，要求很严格。经过一道道工序的检查和试验，我发现磨料用的瓷球本身磨损太大，大量的瓷球成分进入了配料，改变了配方的配比，所以无法烧结出合格的瓷件。虽然我们用的同样的氧化铝瓷球，但是不同的厂家和不同的规格使用效果大不相同，老厂工艺上也没有磨损率这个指标要求，我们采购时疏忽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顺利试制出合格的产品并通过了技术鉴定。
通过试制定型后，我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良品率还对工艺和设备进行了多项重大的技术改进。我自从搞上了这个压电陶瓷工作，慢慢地从我的无线电梦中醒悟过来了，既然已经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不能犹豫彷徨，存在幻想，丧失时机，我只能老老实实地从头学起，把现在从事的工作当做自己新的专业，新的理想。我在业余时间，除了研究工艺资料，论文选集，还找了好几本专业理论和有关的大学教科书，全面系统地学习电子陶瓷方面的知识。所以我考虑解决的方案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也会更全面一点。
首先是烧银后靠近银层两端的瓷体发黑，导之绝缘电阻降低，极化时大量击穿，有时整批报废。老厂生产中也有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我分析了瓷体发黑是在烧银过程中由于氧化银的强力还原作用使瓷体中的四阶钛，锆离子被还原成三阶的导电离子，呈黑色并降低了体电阻。所以，我一方面在烧银前增加了一道氧化工序，并且改进设计了烧银垫板，使瓷体之间增大空间，烧银时给炉门留条缝，增加炉内氧化气氛，本来还打算制作一条烧银隧道窑，那样氧化气氛更好，改造厂房时都留了位置，但后来军品任务锐减，就放弃了。经过这些改进，基本克服了瓷体发黑现象，良品率从原来不到50%，提高到70%左右，在同类厂中名列前茅。
我还给全车间的工人上课详细讲解了生产工艺操作规程，毫无保留的把培训期间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大家。仅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在新建的生产线上能够稳定地大批量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年为了对付苏联的先进坦克，全国在甘肃，吉林，新疆，北京等地抢建了十来个新40火箭弹生产基地，甘肃是设计规模最大的，也是试制定型最快的一批三线厂，而且配套齐全，像我们这样的压电陶瓷生产线全国除了湖南，山西两个老厂能批量生产这个新产品，新建的只有北京，吉林三个厂能达到定型批量生产。我还和兄弟厂的几个技术人员编制了一本专业技术书<引爆用压电陶瓷的生产技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详细地记录了整个试制和生产的过程，作为技术资料保存下来，至今仍成为很受同行们欢迎的一份实用的参考资料，虽然只出版了一千本，但仍然是一份宝贵的技术成果。
§2-4 结婚
工作安定以后，就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找对象结婚。我们学校分配在这个三线厂的一共有16名同学，其中有一对是在学校里谈恋爱确定关系的，其余都没有明确的对象。进厂不久，一个高干子弟，通过家里的上层关系，调走了。五个同学，包括那一对伉俪，被省工办调到了定西一个四机部的小三线厂。剩下的10个同学中，有三个同学在老家找对象结了婚，他们在厂里过了近十年的单身生活，厂领导就是不肯放他们走，真是不可思议的不通人情。最后他们没办法，只好白天上班时到厂长书记办公室报到，你不听我讲话我就坐在那儿不走。下班后又跟到你家里，一直坐到快睡觉。同事们也都很同情他们。厂长熬不住了才只好放他们走。虽然他们都是生产骨干，但这样的长期两地分居，怎么能让他们安心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张户口，一份档案都把每一个人束缚死了，浪费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比我们高几届的大学生，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只好从大城市，一起调到条件艰苦的三线厂来，一旦要进入这个厂，想走是那么的困难，所以我也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从厂外寻找情投意合的女朋友，因为那样会给双方都造成新的困境。
当年分到这种厂里来没有单身的女同学，厂里的年青女职工都是刚进厂的学徒工，大部分是不到二十岁的初中生，高中生很少。所以我的其他六位同学都找的是年令小于我们四五岁的高中生，有两个是厂领导的女儿。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当年我们那一屆毕业的大学生有一部分毕业时分配到了农场和农村锻炼一年，然后又重新分配，所以71年夏天有一位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在庆阳农宣队锻炼一年后分配到我们厂医务室。她是北京人，当时职工中大城市来的不多，所以很快就有一个在职工子弟小学当老師的北京人介绍我们认识了。这真是天賜的良缘，我们有差不多相同的经历，虽然不是学的一个专业，但比较有共同的语言。山沟里没有什么业余活动，每天下班后就在一起做饭，聊天，互相之间了解得也很快，大概半年后我有一次去北京的出差机会，去她家拜见了父母亲，也得到了认可。
我们谈恋爱的过程平淡无奇，按部就班共两年时间，其中一年是因为她到西安儿童医院进修而推迟结婚。那个时候提倡晚婚晚育，我们结婚时都已27岁，远远超过了标准。那时候还兴旅行结婚，我们在路过南京时到中山陵玩了一下，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请家人和亲戚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回厂后给我们两个单位的同事买了几斤什锦糖，拿了几包牡丹烟发给大家，就算办完了人生大事。收到的礼物也都是些被面，脸盆，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用品。结婚前在北京买了一个折叠桌，两把折叠椅，在上海买了一个五斗橱，一个尼龙床绷，运到山沟里来还费了好大劲。那时候还兴自己打家具，我还到山里头老乡家买了木头，可惜我没有木工手艺，也没那么多精力，只做了一个碗橱，也没油漆凑合用了十几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几大件在结婚前后都买齐了，因为我在上海能搞到票，我们的收入在当时应该算中上水平，所以完全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买这些名牌货，没有什么困难，不用让家里为我们操心。结婚照也只是穿着平时的衣服，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两寸黑白的半身合影相片。四十多年了，就这么一张合影。生活的艰辛早已冲去了浪漫。
我们不善于找关系，走门路，所以在住房分配上只能住到半山坡上的简易楼里，算是一间半，总共不到二十平方，半间是阴面的，只能放些东西。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每家都有一口厂里发的水缸。我们那一排三栋二层楼总共三十来户人家，只有两个水龙头，所以平时家里用水要用塑料桶提上来存在水缸里。由于生活用水是从五十多公里外的自建水厂，通过管道翻山越岭送过来的，因此每天供水时间是定时的，所以下班提水还要排队。冬天露天的水龙头经常会冻住，还要用火烧或拿开水浇化冻了才能用。休息日洗衣服，大家只好围着水龙头，轮流用水，所以每家都有几个洗澡用的大盆。没有上水，当然也就没有下水，我们住楼上的就往阴面的窗外把脏水泼下去，楼后七八米就是山墙，这块空地成了阴沟，楼下的住户阴面的窗户一年四季是不能打开的，这也成了潜规则。楼下的住户脏水只能往前门外泼，十几米外是一个山坡，楼房前后到处都是垃圾，脏水，幸亏那里夏天比较短暂，气温也不超过30度，所以苍蝇蚊子还不太猖獗。大家都是一个厂的，甚至是一个车间的，所以一般都能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公共厕所在楼一边稍远一点的地方，虽然会增加一点不方便，但臭味不至于让靠得最近的住户受不了。因为厕所也是没有水的茅坑，没有专人打扫，大概十来天老乡来掏粪时随便扫一下，夏天时，满地的大头蛆乱爬，你得小心别爬到你的脚上。
我们厂家属区宿舍有一个独特的风景，每家门前都有一个4-5平方米的煤棚。家家做饭取暖用的煤都直接从附近的煤矿上买。那时候煤很便宜，一吨原煤在私人开的露天小矿上才卖十几块钱，厂里免费派翻斗车给每家拉。一般几个邻居合起来每年拉一车，块大一点的筛出来可直接进炉烧，煤面子要和上黄土打成煤砖，晒干了堆在煤棚里用一年。买一次煤要请几个同事帮忙搞二三天，很累！当地都是烟煤，烧完后沒有渣，象木头烧完后一样，全是白灰。家用的都是铸铁炉子，要配十来米的铁皮烟筒，而且经常要清理，否则油烟很容易堵住。刚开始没有经验，有时上班去时，炉子火没封好，下班后还要生炉子，房子里经常搞得乌烟瘴气的。冬天做饭睡觉都在一个房间里，衣服被褥都是油烟味。厨房里是自己盘的抽风灶，刚开始几年，自己盘的灶不好用，火候控制不住，中午二个小时休息时间，手忙脚乱的做一顿饭还很紧张，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后来装上小鼓风机，才加快了做饭的时间。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近十年。
七十年代，粗粮的比例高达40%，主要是玉米面和红薯粉，小麦面也很黑，据说是由发了芽的麦子磨成的， 蒸出来的馒头都粘牙。几乎没有大米， 即使有时定量供应一点，也是双季稻的早稻米，不好吃。所以每次出差都要背几十斤挂面和大米回来。肉和油都定量凭票供应，所以春节时会到附近农贸市场买几十斤高价肉，腌成咸肉，把肥肉熬成猪油，以此来弥补平时缺菜时的需要。我那时的压电陶瓷工种属于铅作业，是有毒有害工种，每月还有五元钱，一斤肉和五两油的补贴，一直拿了二十年。周围的老乡都不种菜，厂里有一个菜铺子，每星期从外地拉一二次新鮮蔬菜到厂里来卖，几百户人家挤破头，一买就一大堆，亏得菜便宜，西红柿，黄瓜一毛钱一斤，土豆，白菜只有几分钱，几乎吃一半扔一半。到了冬天就老三样，白菜，土豆，罗卜，十一月开始各車间工会派人要車去陕西拉菜，每家每户都要买几百斤，一直要吃到明年三月份。这么多菜沒地方儲存，好多人家都在煤棚子里挖了菜窖，我也在楼后边的山坡上挖了一个一立方米多的洞储存冬菜，这样菜可放得时间长一点，要不堆在室外就冻了，那里冬天夜间经常在零下十几度。放在室内又干了，因为屋里都生炉子取暖，起码二十来度，很干燥。
八三年以后，厂里盖了一大批四层楼的宿舍楼，有自来水，厕所，通暖气，就建在路边，我们总算熬出来了，我们这批大学生都分到了一套两室户，虽然不是底楼就是顶楼，但和原来的简易楼比，那真是天壤之别。三十多年又过去了，这批四层楼现在还有人在住，简易楼就都荒废了。
§2-5 实验
1973年产品定型生产后，我接受了总后装备部和五机部下达的一项测试验证任务<压电陶瓷的性能老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测试，记录了几万个数据，学习了几本专业理论书，还到济南的山东大学进修调研，最后写了一篇总结论文从理论和实验上全面说明了压电陶瓷的性能老化的规律，在1974年黄山召开的论证会上发言。在这次专业会议上绝大部分工厂单位仅提供了大量的试验数据，研究所和大学只有理论分析，我不但有全面的试验数据，而且从压电晶体的钙钛矿型晶格结构分析起，指出自发极化电畴不对称性，在极化过程中的有序排列造成了内应力，在完成生产过程后，由于内应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释放，造成宏观性能随时间老化的机理，说明了性能老化是非线性的，并在一年内逐步达到稳定值，所以武器在15年的长期存储过程中，压电陶瓷不会失效。还根据这个原理提出了延长出厂测试的时间来控制性能出厂验收标准的一套方法。军代表非常满意，对新产品使用很放心。这篇论文后来作为这次会议的代表作，发表在五机部的引信专业杂志上。通过这个科研项目的实践，我在专业理论方面有了提高，这都是以前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专业知识。
这段时间我们不但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大明湖，还爬上了黄山天都峰，欣赏到了奇松，怪石和云海，收获很大。
§2-6 技改
1975年开始，由于生产量的不断扩大，我对生产线上的一些关键工序和重点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
首先改进了涂银工艺，原来手工用毛笔涂，每天一人只能完成二三百片，这道工序是全车间人最多的，不但保证不了质量，还保证不了进度，改成绣花喷枪喷涂后，人员减少一半，银层也比手工涂的均匀。同时我还解决了银浆的回收问题，避免了浪费大量的贵重银浆，没有增加很多成本。
重点还是解决关键工序烧结的三十多台箱式高温电炉，由于建厂时设计采用的是现成的商品电炉，炉膛体积小，温差大，间歇式生产，操作不便，耗能大，产量上不去。我们到咸阳795厂，长治304厂，吉林5514厂，北京5424厂，淄博无线电厂等兄弟厂进行了全面调研，全国周游了一圈。最后决定采用795厂引进日本生产线最新技术的推板式隧道电窑结构，连续生产，自动控温，温差均匀，节能，並且根据我厂的实际情况修改设计方案。795厂无偿地提供了引进设备的测绘图纸，我自己动手修改，设计炉体结构图纸，还根据国产的仪表和电子元器件设计了控制柜及安装图，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门新课题，亏得机械制图这门课还学了一段时间有点基础，电器元件和温度控制仪表从小喜欢还不太陌生，一边学一边干，我一个人独立完成了设计。钢结构部分交设备科制造，仪表和电气部分的元器件我自己到上海去采购，加热部分的硅碳棒我专门到临潼的第五砂轮厂购买。最困难的是耐火材料，炉膛砖和推板是根据图纸定做的。795厂的朋友告诉我四川宜宾799厂有现成的模具给他们定做过，经联系他们沒碳化硅这种专用原料，要我们提供才能代加工。正好在临近的兄弟厂有库存，我马上向运输科申请了一辆解放牌4吨卡车，装滿了一车原料就向四川宜宾出发了。
开车的是两个年轻的司机，刚考到驾驶执照，第一次跑长途。我们三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忐忑不安地上路了，因为要翻越秦岭，当时山上还有积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真名不虚传。特别是我们从北面上山，上坡的路很陡，阴面路上积雪还没化，很容易打滑。盘山路上有的地方只能单车通过，很多180度的弯道看不到对面的来车。我们把车轮上绑好防滑链，小心熠熠的前进。他们两个司机负责看两边的路，一边是悬崖，另一边劈山开出来的路边有排水沟，车只能走中间。会车时要事先找好宽一点的路边停下，等对面的车先过去，否则很危险。我就負责观察对面的来车。剑门关是在山顶的分水岭上，风景很美也无暇观望，更不敢停车，好像路边有个亭子和石碑，我们急匆匆地越过这危险地带哪顾得上欣赏。过了秦岭先到汉中，路仍很险峻，张良庙就在快到宁强的山沟里，我们停车休息了一下，吃了点随身带的干粮，也没心情进去观赏，因要赶在天黑前下山。下山的路仍然弯弯曲曲，但坡度平坦了一些，路面也宽了点，没有积雪，所以走的快一点，到了广元，进入了四川盆地才放下心来。在宜宾加工好炉膛砖和推板，一切顺利，返厂的路比较安心踏实，因为已经走过了一遍。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万事俱备只欠装配。这台设备自始至终都由我自己操作，我组织了十几个人开始安装。我要求每一块砖都精心的打磨，使得合缝最小，这样不但能保证炉膛稳定不变形还能提高保温性能，虽然每个人都搞的灰头土脸的，但炉子的使用质量能得到保障。四十多年了这台炉子至今还在使用，十几年前还整体搬迁了一次，从山沟里搬到了兰州新厂址都没有拆开来大修过。电器控制部分也是我自己安装的，几十年来都没出过大问题，当年买的很多配件他们一直还没有用完。我离开厂以后有同行来参观都感到非常惊奇，认为一般的专业窑炉厂都做不到这个水平。当时全部的费用才七万多块钱，现在再做一台要三十多万。后来795厂还邀请我成为西北窑炉协会的理事。同事们都说这是我在六车间立的一块纪念碑。
高温隧道窑的投产后，还在隧道窑中采用中温合成工艺，这在兄弟厂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因为隧道窑是连续性生产，坯料在移动过程中受热均匀，通风良好，保证氧化气氛，所以坯料合成反应完全均匀，给后道工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高了产品的综合良品率。
我还尝试解决自动成型工艺，这也是各厂重点解决的关键工序。我考察了很多业内外的专业厂，参观了多条进口生产线，甚至去看制药厂的自动压片机，收集图纸，资料。我还初出牛犊不怕虎，自己设计了自动成型机全套图纸，交设备科制造，毕竟我不是学机械专业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自制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没有白费功夫，凭着那段时间的调研，我对国内外自动成型设备有了基本全面的了解，至今在选择购买和应用这个陶瓷行业的关键设备方面仍有很大的底气，并且在配套的喷雾造粒设备方面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只要你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虽然有的可能当时没有见到明显的成果，但皇天不会辜负苦心人，终有一天会给你回报的。我经过几十年来这样锲而不舍的努力，把精密陶瓷作为了我的毕生追求的专业，不断地添砖加瓦，建造我心中的理想殿堂，虽然这座大厦不是那么金碧辉煌，宏伟高大，但我相信他的根基是坚固结实的，他至少能够给我遮风避雨，让我有个生存的居所。这也算不枉费了我一生的心血。
§2-7 考研
1977年恢复高考后，开始招收研究生。我一直在找机会离开这个山沟，于是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严东生的研究生。第一年初试考的是基础课，由于我在工厂的业余时间里担任电视大学的高等数学辅导老师3-4年了，所以微积分的基本定律和解题方法都很熟悉。在工厂当电大辅导老师，虽然一节课才补助5元钱，一个月下来也有三四十元，那也算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因为基本工资才63元。 我在学校里虽然学的俄语，那段时间应电子部标准化研究所的要求翻译了一套苏联的国家标准<压电陶瓷的性能测试标准>也还记得住不少单词。专业基础课考<陶瓷导论>，我几乎脱产自学了半年多，亏得当时领导还比较体谅我，没来干涉我，工资一分钱也不少。我以初试第一的成绩来上海进行复试和面试。但我毕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年龄也已经三十多岁了，虽然当年录取名额并没有用完，研究所以我户口不在上海，毕业后不好安排工作为理由，把我推荐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去读研究生。由于我考研究生的目的主要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回上海，再加上我又不喜欢在大学里当老师，所以我谢绝了这个推荐，准备第二年再考一次。因为第二年研究所的副所长王永令可以招研究生了，他对我比较了解。想不到第二年考的基础课是<物理化学>，我完全是门外汉，费了很大的劲自学，也没通过初试。第一次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尝试失败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我接受去中科大读研究生，可能我后半生的人生旅途会有不一样的轨迹，但经过文革的‘洗礼’和工厂里的‘磨练’，当时我脑子里什么事业，什么专业的概念已经无所谓了，很淡薄了，不像文革前年青时代那样痴迷。那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儿子，都很小，而且身体不好，我一心想的就是跳出那个山沟，回上海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我已经为三线军工事业贡献了青春，我没有为山沟贡献终身的思想准备，更不想还要在此搭上自己的子孙。
§2-8 管理
1979年车间的生产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厂里安排了复员军人出身的保卫科长来当车间主任。我离开车间的生产线也有6年了，生产管理混乱，产品成批报废，又找不到原因。厂领导委任我为车间副主任，不安排正职，让我主持工作，来整顿车间生产线。我一时又走不了，只好安下心来再干一段时间再说。我一直对国营企业的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不满，但你满腹经伦，人家就是看不上你，不用你，你空有报国之志，无奈没有施展拳脚的地方。
那时全国正在兴起质量管理的高潮，我也赶时髦学了点<TQC>方法，按葫芦画瓢地发表了几篇质量管理成果，居然在厂里，省里，最后推荐到五机部的会上去发表。记得部里的成果发表会是在大连的棒棰岛宾馆召开的，宾馆就在海滩边很漂亮，可惜那海滩上全是小石溜子，又面向外海，不太适合游泳。据说毛主席来大连时就住在这个宾馆，还一直保留着他住的房间。会上每人发了一个小望远镜当纪念品，这是五机部昆明的一个生产光学瞄准镜的军工厂生产的熊猫牌望远镜，质量很好我现在还经常用。
质量管理还是要以技术为基础的，因为这条生产线完全由我搞起来的，所以我比较清楚哪些工序是重点：配料是基础，烧结是关键。管理上要严肃工艺纪律，防止工人自作主张偷工减料。车间生产很快就恢复正常了。TQC管理不能完全说成是花架子，有丰富的科学原理，但要有效合理的应用。我们采用优选法来调整工艺条件，不断巩固和提高我以前采取的技改措施。成立TQC小组加强群众性的质量管理，提高工人的质量意识。成立各工序的自检，互检和专检，抽检相结合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军代表都参加了进来，对稳定良品率还是很有作用，综合良品率可以稳定在80%左右，这在五机部系统是很先进的了。车间那几年年年都被评为各方面的先进单位。
§2-9 科研
八十年代国内开始裁军，大量缩减军费开支，初期由于两伊战争交战双方都通过第三方购买中国的武器，所以常规武器的出口贸易还红火了几年，1979年中越反击战以后，军品就一点任务都没有了，国家就提出了军转民的要求，三线厂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1982年我被调到了厂里的科研所。那时厂领导全部换了一届，工厂也从军工系统转换到首钢管理，我又再次遭受到冷遇。
科研所的第一个任务是五机部的一个压电陶瓷新材料在引信中的应用。（这个项目也是我主动争取来的，）目前大量使用的压电陶瓷是利用压力和电能之间转化的线性关系，可连续多次反复使用，但作为引爆炮弹用的压电陶瓷不但要保证碰撞硬目标时可靠起作用，还要保证炮弹在飞行过程中碰到一些软的伪目标时不能误炸。中科院上硅所王永令付所长研制了一种利用铁电相变效应的新材料，它的压力转换成电能的曲线是非线性的，不可逆转，即一次性使用，有效地解决了引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矛盾。五机部希望把它运用到引信中来，于是把这个可行性研究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做了大量的实弹爆破试验，证明这个方案是可行的，现在已用在中子弹的引爆上了，但要应用到火箭破甲弹的引信中去还要解决配套的电雷管性能和引信的机械结构设计问题，这已经超出了我和我们工厂的能力范围。我把可行性报告交给了五机部就没有了下文。
这期间，我经常奔走于北京的五机部和西安的研究所，了解到五机部准备在深圳成立一个合资工厂，生产民品压电陶瓷蜂鸣片，部里有关人员也向我们厂领导推荐我去参加筹建，我也向厂里多次要求去深圳，但厂里就是不肯放我走。当时厂里已经有好几个技术人员自己联系好要人的单位，不管你原单位放不放人，不辞而别，由接受单位事后包你办好所有调动手续。我当时还下不了破釜沉舟一走了之的决心 ，主要是深圳虽然是一个刚开发起步的新兴城市，但对我来说毕竟太陌生了，心里没有底。这样我又失去了第二次跳出山沟的机会。
在科研所的第二个任务是参加四机部五机部的标准化研究所组织的压电陶瓷标准的制定。七十年代后期我已经作为五机部的代表，成为全国压电陶瓷测试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那个年代时兴开各种专业会议，每年选择一个不同的风景秀丽的旅游点，一边讨论各种专业问题，借机还可以游山玩水，有时还送点小礼品，反正都是公家掏钱，那还不能算是腐败吧？和现在这些贪官们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实际不正之风已经慢慢开始露头。
有一年在青岛我们住在八大关路的宾馆里，那条幽静的小路边有几十栋风格迥异的小别墅，都是解放以前外国人盖的，离海边第二浴场很近，穿着泳衣直接从宾馆可以到海边浴场。这是一个内部海滩，人比较少，不像栈桥旁边的第一浴场人山人海，海里象下饺子一样根本不是在游泳，像是在泡澡。我们还在秦皇岛类似的海滩宾馆开过会，那年我的小儿子五岁，我带着他去参加会议，在海边上玩了几天，还游览了山海关和老龙头，北戴河海滨浴场很漂亮，大都是中央机关的内部浴场，有铁丝网围着，只能在外边看看。有一年在成都开会，专门留了两天时间开车去峨眉山和乐山玩。峨眉山的金顶那时没有索道，爬上去够费劲的，有一段叫天梯的坡度有八九十度，一些年纪大的背对背地坐在当地人的一个背架上，靠人驮上去的，看着都有点害怕。山路边有成群的猴子，向游客要食物吃，小东西力气还很大，不小心的话，还要抢你的包。
当时制定国家标准的口号是向国际规则靠拢，所以开始阶段就是搜集一些国际标准翻译过来进行认证套上国家编号（GB）就行了。后来我参加了一个<准静态d33的测试标准>这个标准当时国际标准中没有，纵向压电模量d33是引爆材料的一个重要指标，中科院北京声学研究所引进了美国一台d33准静态测试仪，进行了测绘仿制，解决了国内工厂使用的静态测量d33误差很大的问题，我参与了这个国家标准(GB)的制定。我还应五机部标准化所的要求起草编制了<引燃引爆用压电陶瓷材料>的军用标准(JB)。这些标准的制定对国内的科研和生产还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中科院上硅所王永令付所长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所以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合作工作。
第三个任务是开发民品煤气灶压电点火器。当时国内全部使用日本的产品，我查询收集了日本的专利资料四百多份，篩选出了几十种配方来进行试制，还根据他们的测试标准研发了输出电压落球测试仪和耐久试验机，结构上都有所改进。民品生产的两个重头戏是市场开发和另部件的外协生产，虽然按厂里的分工由销售科和生产科来负责这两项工作，但他们都不懂专业技术，往往事半功倍，派车间里的技术员出去也不行，没有办法厂里只好让我出马。
§2-10 入党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困难时期都没有波及到我。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滋养我成长，毛泽车思想从我认字读书开始就深入脑海，所以从小学懂事起就加入少先队，当大队长，初中三年级就成为班里头两批的共青团员，班干部。思想很单纯，认定共产党就是工人階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的栋樑，人民的希望，所以在进大学后不久，在社教前就向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认定这就是自己和同时代青年必然的成长之路。
社教是第一次接触社会，懵懵懂懂，也不太了解世态炎凉。文化大革命一下把我们投入到了风起云涌的社会潮流中，从一开始的新奇，热情，慢慢感到迷茫，疑虑。又从自已亲身感受到的伤害和打击中，觉得要远离这样的环境，提防这伙当权的人。共产党的形象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不再那么光彩夺目吸引人。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更加实际地接触到了具体的共产党人，更加令人失望。所在单位的党支部绝大部分成员是复员军人，那是在部队里混了二年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在部队里真本事沒学到多少，有些人只会滿口革命理论，夸夸其谈，有些人则拉帮结派，巧于钻营。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干部也经常是勾心斗角，爭权夺利。我感到非常的伤心，我难道要和这些人‘携手共进’吗？
我只想老老实实地做好我的本份工作，学点赖以生存的真本领，不要虚度年华。我不求升官，也不在乎评得上评不上先进。进厂初期我竭尽全力建成了生产线，试制出了合格产品，大家有目共睹我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他们提拔了另一个当调度的大学生，据说人家出身于干部家庭，深谙为官之道。先入了党后当了付主任，我连技术组长都不是。我不在乎这样的安排，所以我脱离了生产第一线，去搞实验，搞技改，后来去考研，想离开这样的环境。几年以后，车间生产搞得一团槽，产品成批报废，几乎无法生产。厂里政治部派了几个工作组都无法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这才想到我，委任我当付主任来主持工作，又派了个老转来当付指导员（付书记）。这个书记上任依始就找我谈话，许诺帮助我入党，让我列席党支部会议，俨然像一把手全面主持工作。但他不懂技术又不懂管理，还要一切由他说了算，那个时候虽然还在提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負责制，但在基层已经不提外行领导內行了。我只是坚持分工明确，各管各的。我組织生产，搞质量管理，党支部搞思想教育，管工青妇組织。互不干扰，大家相安无事。車间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可没过两年，厂领导换届，我又被调整出局了，到科究所当工程師。据传说调整理由是我们领导班子不和，他也被同时调离车间。
他们又提拔了一个积极靠拢组织，服从指挥的大学生，先入了党，又提拔为付主任，代理党支部付书记。无奈这个同学在车间里只管部分后道极化，测试工序，对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并不是很熟悉，在开发民品点火器的过程中力不从心。他还要通过总工程師来向我要配方，销售上也打不开市场。厂长只好把我又调回六車间，这次委任为正主任。厂党委希望車间党支部尽快发展我入党。理顺党政关系，同心协力搞好车间工作。
大部人是先入党后当官，我则是先当官后入党。车间党支部开始就是不愿发展我入党。我倒是不在乎这个党员身份，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可是厂党委等不及了，结果就另派了一个老党员来当支部书记，很快就在1986年解决了我的入党问题。那时候首钢党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到班组，大量吸收青年生产骨干入党，所谓掺沙子来吐故纳新。我们車间就是因为我卡在门槛上，一大批优秀的年青班组长被关在门外。我一贯有自知之明，每次都是弱势的一方，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我后来也想通了，任何人都是凡夫俗子，要接受现实，你不可能超尘脱俗，成为理想主义者。共产党的党章是确认为人民服务的，是执政党，在中国你不信任共产党还能信任谁？至于现实中的种种弊病，每个人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要与之斗争，特别是当了党员更要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不能同流合污。有时候发展你入党已经成为工作的需要，不再是什么个人的荣誉问题。我入党后，一大批班组长，年轻的生产骨干都先后发展入党，扩大了党组织的队伍，也改变了党支部成员的成分。理顺了党政，党群的关系后，我们車间的气氛就比较健康有朝气，许多好的计划和措施就容易通过和执行，歪风邪气就没有了市场。
§2-11 民品
从全厂调来了十一个大中专学生组成庞大的技术组，还安排了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当付手，并答应車间产,供,销全面承包。車间当时有一百多人，俨然像个小工厂，就是不给你银行帐号，明摆着套你拉車。厂里民品主要生产门锁，销路不好，成本很高，没有利润。当时厂里职工有一千多人，每月工资都发不出来。这种形势下我能怎么办，只能提起精神干呗！没有别的选择，想要用你了，就把你推到前台。
当时我们完全利用军品的生产设备，只投资了几台测试仪器约二万元。点火粒子卖五角钱一粒，现在只有卖一角；点火器卖到三元多，而现在只卖三毛多，可见利润多高！其实当时成本比现在要低很多，由于吃大锅饭没法准确核算成本，民品所用的不少原辅料还是军品结余下来的，军品利润更高，库存物资早己核销过成本了，所以民品点火器开始阶段基本是无本买卖。我車间每月的销售收入己经夠发全厂的工资了。
我在车间里实现了一套公开透明的奖励制度，除了基本工资，奖金按实际完成的数量来确定，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每天都早早的来抢活干，不少工人奖金都比基本工资高。干部和技术员的奖金按工人的平均奖金，乘以一个系数来计算，我的系数最高也才一点三，所以大家心态也比较平稳。由于我们这个工作是含铅的有毒有害工种，锆钛酸铅压电陶瓷配方中四氧化三铅的含量超过64%，800℃以上铅就开始挥发，产品要在1300℃烧结两小时，长期在铅蒸汽浓度很高的环境下，人很容易吸收铅，造成慢性铅中毒。車间除了安装通风，除尘等劳保措施外还拿出一部分奖金每天早上给大家买早点，冲一杯热牛奶给大家喝，有利于排铅。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还各安排一次工间操，让大家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下班前还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洗澡。有机会还组织一部分职工去公费旅游。车间里呈现出一派和谐愉快的气氛，厂里其他单位的人都希望到我们车间来工作。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老职工聚会时还津津乐道谈起当年这段时间的快乐经历。
当时工厂已经归首钢领导，总公司已下文决定投资70万元，扩建压电陶瓷生产线。厂里还拿我们这个有效益的项目作迁厂的筹码，与连云港开发区谈项目引进，我与当地政府基本都谈妥了具体的合作条件，市长和厂长都签了字，回来厂里开厂务会时，一个老家在当地的付厂长偏要插一脚，不但想把门锁的销售加进去，还要成立分公司由他来统一领导，一下把这个项目给搅黄了。后来厂里又把首钢给的投资款用来发工资，补窟窿了。我第三次失去了跳出山沟的机会。
那几年我一多半时间在外面出差，参加了武汉和北京的展销会，推销产品，了解市场发展动向；经常访问兰州和浙江兰溪的客户，催讨货款，处理质量纠纷；还要去江苏宝应和温州的外协加工厂，改进设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了企业的发展，不但要销售老产品，还要不断的开发新产品，我们生产过三四种压电点火枪，适应当时还在大批使用的老式煤气灶，替代火柴点火。
这些点火枪我们仿制或吸收了国外先进产品的结构原理，比如日本NTK公司和意大利Philips公司的连续放电压电陶瓷点火枪，又巧妙地搭配利用了灶具点火器上耐久试验达不到三万次的次品，降低了成本，所以在市场上很好销售。这个产品我们主要和上海，苏州，洛阳的三家乡镇企业合作生产，销售收入大部分是现金，不用通过厂里财务科，所以这是我们车间奖金的主要来源。我早就预料到这样做会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我承担出纳，由副主任担任记账，指导员负责监督。最后还是有人把我们告到了北京首钢总公司纪委，派人来调查。我们有账本，有现金使用原始记录和凭证，有奖金发放制度，有厂里承诺的承包条款，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见光的。那几年我个人确实没有什么多吃多占的行为，更不用说贪污。工作了20年，离厂时的存款只有2万元，什么家当也没有，只有几十箱书，搬家的东西还没有装满半卡车，应该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但厂里不少红眼病的人风言风语传我个人赚了十几万，厂纪委还专门派人到上述三个乡镇企业调查我，真悲哀！
1988年，我在西安光学仪器厂招待所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压电陶瓷技术交流会，会议由电子部标准化研究所主持召开，由我带领车间的几个人组织会务，有一百多个单位参加。会上我介绍了民品压电点火器的研制过程，还给与会代表每人赠送了一把我们研制的点火枪，好多代表要求到我们厂来参观，我也毫无保留地给他们介绍了生产过程。这就是我在国营企业的事业顶峰了。
我们民品开发的另一个重要系列就是打火机用的压电点火器。当时我们已经在技术上过关了，但是生产批量上不去。我多次到北京，温州的打火机厂考察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经济效益也很好。当时日本进口货要卖到七八块钱一个，我们国产的大概只要一半的价钱。现在温州每年生产几亿件，每件只卖到几分钱，可见市场规模和效益有多好。酒香不怕沟深，当时有一个温州的个体老板千里迢迢来我们厂，住在山沟的招待所里有一个多月，带着现金来买我们的点火粒子并热情要求我们把工厂搬到温州去。我还应他的邀请又一次到温州考察了打火机的市场。我给厂长谈了好多次美好的设想，这些在位的厂长们根本就对企业的将来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关心怎么熬过在台上的每一天，以及自己下台后的出路。
这个企业就象一只船，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里航行，看不到灿烂的前途，船长无心驾驶，船体千苍百孔马上就要沉了，我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驾驶这艘船远航，我本想划一个救生小艇，带一部分船员去寻找一个幸福的彼岸，但这样的愿望也实现不了，为了避免与这条船一起沉入海底，我只能一个人跳海逃生。
§2-12 离厂
1989年下半年首钢总公司通知我到北京党校学习，学了两个月的经营厂长课程。回厂后我看是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了。再不当机立断，就会越陷越深，当了厂长就很难跳出这个泥潭。
首先我认为在这种国营三线军工企业是没有出路的！第一，他已经被军工部门淘汰，又被首钢抛弃，将来没有救世主可以让他起死回生。民品又没有支柱产品，靠卖家当是维持不了几年。虽然压电陶瓷生产线可以改造，转型生产有生命力的新产品，但在这样的地理和体制条件下是没有竞争力的。第二，国营体制留下的观念，习惯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我觉得二十年来已经使我精神上伤痕累累，身心疲惫。我必须换条路走走。
其次我也得为我的下半生作点打算，留给我重新创业的时间不多了。我已经是我们同时进厂的16个同学中最后一个离厂的了。前几年一直抱着一个幻想，我想把压电陶瓷生产线搬到沿海南方去，这里毕竟有我十几年的辛勤汗水和希望。但是一次次碰壁，我已彻底绝望。该重起炉灶另开张了，说不定还可以走出一片新天地。
最后我还得为我儿子考虑前途。我大儿子由于在七十年代，怀孕时胎位不正，营养不良，出生时头部又受产钳所夹，头围比正常孩子小一点，虽然生活可以自理，但智力较弱一点，特别计数较差。在厂子弟学校混到初中毕业，就认识了些字，算术没有及格过。将来怎么生存?老二马上要小学毕业，山沟里的教学水平，将来能上大学吗？我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我要尽到做一个合格父亲的责任，既然我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我就应该要让他们生活得比我们这一代更好一点。不能在这山沟里待一辈子！
我没有办理任何离厂的手续，在人事厂长(我隔壁那个厂调来的同学)的支持帮助下借调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就这样匆匆离开了奋斗二十年的第二故乡。带着在厂职工子弟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儿子回到熟悉而又生疏的第一故乡-上海，一段更具挑战性的旅程在等着我！
伦敦闻名世界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有一块名扬世界的无名墓碑，上面刻着一段警示名言：（大意）我梦想改变世界，但发现实际连自己的家庭都无法改变。我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才能有所作为。我必须逐步地修炼自己，学习新的知识和本领，以适应不同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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