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教育关乎人的培育与成长，也关乎国家、民族的进步与发展。这些年来，对于当前的教育状况——尤其是中学教育的状况，民众意见很大，改革之声不绝于耳。报上不时见到一些议论与建议，对于要不要文理分科，要不要取消奥数，高考要不要考数学，如何分配语文、英文分数比例等问题各抒己见，各有道理。有的作者将目光回望民国年代，有的则远眺欧美诸国，希盼借鉴其中有益的因子，探索一种适合当今社会的教育方法。

笔者年近古稀，此前未曾从教，但是一直对中学教育的改革抱有浓厚的兴趣。回顾自己六十多年的经历，我真切地感悟到中学时代的教育，对于年轻学子智能、品行与体能的养成是何等的重要。近些年，有机会与一些中学生和家长们谈论当前的中学教育，他们无不抱怨学校作业过多、负担过重；教学单调、个性束缚；考试频繁、题海战术；觉得既苦恼又无奈。一些家长想尽早把孩子转到国际学校，接受另一种教育。显然，上学不快乐，这是许多孩子的共同感受。在这样的心境下，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热情势必受到影响。我想起了米卢执教时对中国足球发展的一句箴言：需要快乐足球！是呀，踢足球需要心情快乐，唸书也是同样的道理。快乐的心情对于学生尤为重要，这既是学习的基础，更是学好的动力。交谈中我介绍了当年我们的中学生活，那种轻松活泼的学习氛围，以及生动有趣的上课场景，引起了他们莫大的兴趣；他们惊奇地叹道：这是真的吗？！显然，以他们积年形成的思维定式来看，我所介绍的情况不仅难以理解，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要认真地告诉各位，我将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这代人曾经有过的一段经历——它发生在文革之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现在各位思考教育改革，在回望民国、远眺欧美的同时，如果亦能静下心来，细细分析一下五十年前那段风靡全国中学，影响一批学子的教改历史，不啻可以引起诸多的思考与启示。作为那次教改的亲历者，笔者希望能藉此短文，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并对当年辛勤育教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恩。

（二）

这是半世纪前的一个故事，发生在上海育才中学。
上海育才中学位于静安区山海关路。一座深咖啡色的三层大楼是1912年由英籍犹太人埃丽斯.嘉道理出资建造，即使现在看来，亦不失庄重与典雅。学校前身为建于1901年的育才书社，后改由工部局管理，更名为育才公学，开始新式教育；几十年来为中国社会培育了众多优秀的人材。

1950年育才中学迎来了新任校长段力佩。他是一位1941年入党的老党员，毕业于师范学校。从年轻时起，他就满怀着教书育人、启迪民智的崇高理念，致力于教育工作；曾先后在上海孤儿教养院及储能中学担任教员，对普通教育相当熟习；来到育才之后，更是以校为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他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通过跟班听课、兼课讲习、蹲点试验、研讨总结等多种方法，了解不同年级、各类学生的心理需求，从中探寻一些适合中学教育规律的方法。在当年纷乱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密切联系师生，密切联系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实践，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我的记忆中，1960年前后以缩短学制为重点，设立了高中两年制理工科试点班；此后，又以减轻学生负担为重点，开始进行比较全面的教学改革探索。

段校长在育才的教改试验，一直为市委领导所关注。因为从五十年代确定了党的教育方针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之后，如何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对各级党委来说，都是事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新课题。1964年2月13日，春节过后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一个教育工作座谈会，传达毛主席与其侄子毛远新春节时的一次谈话。毛主席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他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我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这一重要指示，在教育界掀起了倾天巨浪。段校长多年的默默探索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垂青——中宣部副部长童大林、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先后亲临调研。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将段校长和他所领导的育才中学推上了历史舞台；我们这批学生也就成为了一群快快乐乐的小演员。更有意思的是，我所在的高二（3）班被指定为教改试点班，市委教育卫生部专门派干部来班上蹲点。于是，我们就有机会更多地感受到教改试验的气息。当时从上到下，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居然会成为一年之后那场文化大革命的一首前奏曲。

两个月后，即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培养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学习空气”，并用专版详细介绍育才中学的教改经验。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转载。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长纷至沓来，观摩取经，教室过道里常常坐满了各种口音的来访者。报社记者也时常光顾我班，让几个同学装模做样地在图书馆看书学习，拍照上报。

段校长潜心研究教育规律，他以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以调动学生为主体的教与学两个积极性为基础，探索新的教学方法，逐渐形成了“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结合、因材施教”十六字教学原则，以及“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八字教学方法。段校长认为：教育的核心在“育”，教学的核心在“学”；他要求老师在教学中，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发挥学生的主动能动性，从而减轻学生负担，逐渐形成一种脚踏实地、认真上进的学习氛围。我们这批学生，正是段校长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的具体见证人和受益者。下面我想结合一些实际例子，介绍当年的上课场景及个人感受。

1. 紧扣教材：

段校长一再强调，上课不能脱离教材——无论是老师讲课，还是学生听课，都要紧扣教材。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老师讲课要围绕教材的内容，从教材实际出发，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讲授内容要突出重点、难点以及容易出错的地方，其他浅显易懂的部分让学生自己看书理解。第二，对学生来说，必须认真仔细阅读教材，不能蜻蜓点水、活囵吞枣，也不能只管做题，替代读书。他时常提醒我们：“读书、读书，首先就是要读好书。”一本教材，以何种结构顺序编写，编者自有一番考虑。学生应当在阅读中领会编者的思绪和某一章节的要点。对于书中那些用来说明定律、定理的例题，尤其需要注意，这些题目都带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只有把教材读懂读通了，才能心中明了，做题时得心应手。那种敷衍马虎，一味做题的方法不可能扎扎实实地掌握知识。我们正是依从段校长的这些要求，无论是课堂上读书，还是课后预复习，都紧紧围绕着教材，多读细看，烂熟于心。

1. 边讲边练：

上课是一个由老师、学生互动配合的完整过程，如同在玩一台游戏。其中，居于主导位置的是老师。段校长要求各位老师根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材，针对不同年级或不同特点的学生进行形式各异的讲解，并辅之以相应的练习。有的课先讲后练，有的课先练后讲；讲课时尝试启发式，反对原先的注入式。这种边讲边练的方法显然比较适合我们这样年龄学生的心理特点。当时我们正值青春期，喜欢挑战，好胜心强，乐于自我表现。记得费彩霞老师的一堂代数课：她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综合性习题，让大家先思考十分钟，然后举手上台讲述自己的解题思路。同学们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共有六位同学上台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六种方法各不相同。最后费老师进行小结。她指出针对这种类型的习题，一般的解题思路是怎样的；具体对于这道题目，同学们提出的哪几种方法也可以考虑，但一定要注意相应的条件。这就是一个先练后讲的例子。令我至今记得的是：费老师在讲解结束后坦率地告诉大家，原先备课时，她思考的解题方法只有四种，没有想到同学们提出了另外两种。这是一个师生双方脑力激荡、教学互长的典型案例。

当时比较多的学科都是采用先讲后练的方式。由于平时我们比较注重课后复习与课前预习，所以第二天上课时对新课内容已稍有了解，甚至能带了些问题。上课时，老师一般先花十几分钟提纲挈领地讲一下新课的内容，尤其是其中的重点、难点，然后用十几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提问题，进行答疑。有时老师会有意思地问：这个问题哪个同学能够帮助解答？应者甚多。共同参与的感觉真好。余下来的二十分钟做题练习，消化对新课内容的理解。如是，回家后的作业就不多了。

有一点值得提及，对于那些实验性比较强的学科，譬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课，老师强调要多注重练习，尤其要多做实验。由于教具有限，或者时间不够，有的同学来不及当堂完成实验，老师同意可以课后补做。这些同学需要填一份申请报告，写明准备完成的实验内容、时间以及需要提供的设备与材料，经过老师同意，由实验室人员予以安排。实验操作加深了我们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也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

施行边讲边练教学方法的成效十分显著：首先，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老师的教学内容也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了提升；第三，加强了学生的技能技巧与实际动手的能力；大家思路开放，增强了解决问题的信心。由于课外作业减少，我们的负担明显减轻，这样就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1. 新旧结合：

我一直记得段校长的一句话：学习要新旧联系、以旧带新，温故而知新。这句话简单而深刻地概括了知识积累的过程。不论是哪门学科，旧知识必定是新知识的基础；人们只有在不断回顾和总结旧知识的过程中，才能扬弃认识上的偏差，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所谓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就是这个道理。每一个年级的教材，作为一部分知识的传授，自然有其阶段性的特点；但是，从总的学科发展来看，不同年级的知识新旧相连，彼此不可分割。于是，如何穿针引线、贯通新旧，使学生做到温故而知新，就成为检验老师讲课效果的重要方面。我印象中新旧联系的方法大致有三种：其一，各科老师要求学生认真做好旧课复习和新课预习，这是最为普通的一种新旧联系的做法；其次，在一个阶段完结后，老师要求学生先进行自我小结，梳理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将新旧知识串起来进行阶段性总结；
其三，老师在教授新课时，如果发现某些与以前学过的概念（知识）相关联，或者容易混淆出错的地方，就会有意识地进行比较与讲解，增加大家的印象；对大家明白的内容不多讲，大家忘了的内容讲清楚。这种新旧联系、及时提示的方法往往会收到点拨明了、事半功倍的明显效果。刘伟志是个物理老师，比我们年长不多；他喜欢一上课先在黑板出个小题，要求大家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完成。习题的内容一般是前一阶段学习的重点。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快速解题，一方面可以增强对学过知识的印象，一方面可以训练做题的速度。

1. 因材施教：

回顾育才教改，我认为因材施教无疑是其中最出彩的一个创造。这种教学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学生之间存在着差别性——对于具有不同特质与潜能的学生，如果采用相同的教学方法与考核标准是不科学的，这样将不利于那些学有余力学生的发展与提高。段校长要求老师们根据教学大纲的标准，上课时掌握一般水平的讲解尺度，对于学习吃力或学有余力的学生，则在提问时区别对待。这种因人而异的教学方法，对于任课老师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中学六年我们都学俄语。王伟军同学俄语学得好，出类拔萃，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外文”。上课提问时，胡叔炜老师常与他用俄语提问对话，来回好几句；受此“殊荣”的还有吴德明、吴幼生等几位同学，大家听得很有味道。有时学生提问题，胡老师会特意指定某位同学作回答。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既有利于同学间相互沟通，也有利于发挥有余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有几位同学物理学得很好，譬如张伟平、章鲁和谢兰荪。他们知识面宽，看书也多，正常的课程进度已不能满足需求。物理老师就特地为他们开设小灶，增讲新的内容，鼓励他们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希望他们牵头开办物理园地，辅导其他同学参加物理兴趣小组。
李洁同学的作文水平是大家公认的。她思路清晰、逻辑性强，文字表达能力尤为出色。桂涛声老师在课堂上选读她的一篇作文，进行点评分析。这是一篇自由命题的文章，题目为“革命的兴趣与兴趣的革命”。这个题目显然参照了鲁迅先生的文章“革命的文学与文学的革命”，非常精彩，可见她平时阅读之丰。桂老师给了她5+的高分。那时候我们一律采用5分制，这个冒顶的成绩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啧啧惊叹。我感到有点眼晕，但也从中得到了激励。
我比较喜欢化学。高二时，经常课下向张冠涛老师请益。他非常热情地为我答疑解惑，并介绍我阅读一些课外读物。记得有一次张老师向我讲起胶体化学中大颗粒物质的布朗运动，我没搞清楚，错记为是波浪运动，闹出了一个大笑话。这件事我一直记得，至今想起还有点脸红。
因材施教除了适用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对天赋不足或条件稍差的学生也同样适用。学校为各班一些家境困难、回家复习不方便的同学开设课堂，集中安排晚自习。同学之间互教互学，一些学科老师还晚间轮班辅导，帮助他们复习功课。

除了上面介绍的内容，因材施教的另一个特点，我认为是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传统的考试方法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也正是毛主席春节讲话的重点所在。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不少学校师生关系紧张，教、学矛盾突出；有些老师利用考试之权，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的现象确实存在，且比较普遍。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自然成为教改的重中之重。段校长和育才的老师们通过反复实践，富有智慧地对考试方法进行了大胆革新，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首先，段校长认为要摆正确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老师和学生不是矛盾的对立双方，更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教学互长的合作关系。考试不是老师对学生的袭击和惩罚，而是双方合作演出的一台节目，其中老师担任了导演的角色，学生则是台上的演员。故而，考试的成绩既是对学生的一次测试，也是对老师教学效果的客观评价。我很清楚记得田稼穗老师对我们几个学生讲的那段话：“你们不要以为都能得高分，没那么容易！一份好的考卷是怎样的呢？你们全班五十个学生中，能得5分的五至十人，得4分的十几个人，得3分的十几个人，余下的不及格。这样的考卷才有水平。”很显然，在他看来，每次考试出题，对老师本人就是一次客观的评价。因此，只有这样从教学互长的角度来看待考试，才能把学生真正地放在平等，而不是对立的位置上对待。

与现在许多学校的做法不同，当年我们各科成绩采用5分制；每次测验和考试的成绩班上不公布，只有自己知晓。这样，自然就没有排名顺序与攀比的压力。大家依照平时上课的表现，相互间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即哪几位同学在某门课上实力较强，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大致处在什么位置；至于具体的情况，都不甚了了。这种模糊性的做法很有益处，既不会给各人带来排序上的压力（其实排序是一个动态的表现，没有实际的意义），又能使大家具有努力上进的动力。就我个人而言，对于教改后的那些考试或者测验，不仅没有恐惧、紧张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期待、愉悦的心情。我自信地认为，这是一次检测自己的机会，也是一次博取高分、一比高下的机会。年轻人的竞争心态往往会在考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的考试很有趣：老师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班上学有余力学生的情况，制定了A、B两份考卷。其中A卷是标准题部分，考试及格即达到了大纲的要求；B卷则是提高题部分，超出了大纲的要求，完成多少可另外计分。老师要求大家在一堂课的时间里，先完成A卷试题，如时间有余，可再做B卷试题。这种游戏性的考试方法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竞争意识与表现欲望，大家手不停笔地做题，做完了A卷又做B卷，结果许多人取得了5+N分的好成绩，有的得到了最高分10分。
与此相似，语文老师对作文成绩也不吝开出高分，我记得有人得过6-，甚至更高的分数。
其实分数高低只是评断学习成效的一个手段，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家学得好了，分数自然会水涨船高。这是逗乐的小把戏。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当时真高兴得有点犯晕乎。

除此之外，我认为因材施教方法同时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效果：即开启了学生思维的闸门。这一点对于青年人来说十分重要。当然，段校长一再倡导的启发式教育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学生得以在老师的启发指引下，顺着教材的内在思路，去尝试思考问题、寻求答案。但是，我在这里想提及的是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通常所谓的独立思考意识——这是不同于启发式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尤其对于我们那些中学生来说。在授教的老师中，我不会忘记李名聪老师。李先生是生物课老师，虽然教我们的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记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的讲课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学术争论的声音。这在当年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非常罕见！那个年代，全面一边倒——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当时，在生物学科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科学家的观点：李森科打着“米丘林生物学”的旗号，全盘否定以美国摩根为代表的遗传学学说，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必须予以批判。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对此全然不懂。但是李老师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坚决支持摩根学派的观点。他在课堂上具体介绍了两派的争论焦点，在我幼稚而单纯的心灵中，开始有了“哦，学术观点还会有争论”的印象。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启蒙意识。几年前张伟平从美国回来探省，也回忆起当年李名聪老师的讲课。他说当时感到的震惊，与我一样强烈。可见，这正是当年我们开始产生独立思考意识的第一课。

除了上述十六字教学原则，段校长总结出来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八字教学方法，同样表现出生动的内容和独特的意涵。按照段校长的思想，在教学实践中，八字方法要与十六字诀紧密相连，成为一体，并扩展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譬如相互批改作业，相互讨论习题，以至于评论老师教案等等。在这些环节中，老师的作用是：启发引导，点拨解惑，轮番抽查作业。
章廷泗老师的那次语文作文课给我留下了印象至今不忘：
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写了作文题目，要求大家堂内完成，到时交卷；
第二堂课，他走进教室，请同学帮助将一厚摞作文本毫无次序地随意分发，每个学生拿到了一本其他同学的作文本；然后要求大家从文章是否切题、是否叙述清楚、段落分明、文字准确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在文章后面写上自己的评论意见；接着由前后座位四个同学围成一个小组，交流对四篇文章的评论意见。先由每人将手里的文章唸一遍，说出自己的评论意见与理由，其他同学对此进行评议，并将评议意见都写在文后。课堂里叽叽咋咋，就像个茶馆。评议结束，本子如数上交；
第三堂课，章老师挑选了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大致代表了高低不同的水平。他先唸一篇文章，然后结合写作要求对其进行分析和综合评述。评述意见参考了各小组的评议记录。对于好的文章，他画龙点睛地给大家指出文章的亮点和特点，对于稍差的文章则有针对性地指出其缺点和不足。最后进行总结性指导，指出写作这类文章的一般思路、结构，何为好，何为差，要求大家多写多练，举一反三。
一次作文课，大家通过读、议、练、讲，有机会见识他人的文章，并发表意见，参与评议，最后得到老师的综合指点；由此而获得的收益，显然要比自己每周写一篇，原地踏步的效果要好得多。
类似的方法也同样应用于其他的学科。譬如在上数学、物理课时，老师要求大家对所出的题目各表解题思路；对于理化课中的重点实验，有时会指定某些学生上台演习讲解，大家对其进行评议。这种“读议练讲”相结合的方法，实质上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体现；通过少而精、针对性明确的思考与练习，加深并巩固了我们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消化。这比现在许多学校采用的盲目轰炸、题海战术要科学得多。

评论教案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也是个创造。记得我们曾对两个老师的教案进行了评议。没有错的话，一堂是费彩霞老师的代数课，一堂是赵婴婴老师的化学课。当时赵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评论议题主要围绕教案结构是否合理？主要概念是否讲解明了？一些重点内容是否讲清讲透？有的地方是否可以不讲？选用的例题是否合适？提问与答问是否清晰完整？对本堂的教学效果如何评价？等等。一开始大家有些拘束，也有点胆怯，但几个同学开头之后，发言也就踊跃多了。老师专注地听着学生的发言，不时露出赞许的微笑。确实，给老师教案提意见，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教学互动的方式。师生双方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显然能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

通过八字教学方法的具体实践，我们进一步提升学习的主动性，开始领悟到学习的真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大变化。我们不再是被动、刻板地应付学习，而是学会主动、灵活地参与学习。学习不再是一种苦恼、无奈的负担，而是一种快乐、有趣的活动。就我自己而言，这种教学方式带来的进步是多方面的：经过老师的指点，我掌握了课堂笔记的技巧，养成了课前预习的习惯，知道了使用草稿纸的窍门。这些细小的成长，为后来的高考，以至于大学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年多的教改实验带来了显著的效果。学生们普遍感到课外作业少了，负担减轻了，大家的精神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紧张与紧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当增加一些文体活动，营造生动活泼的校园氛围，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学校领导思考的新课题。

首先重点抓好排球队。排球是育才中学的传统项目，有着厚实的基础。学校男排的班底从初中起开始磨练形成，进入高中后集中在二班，与我同一个年级。葛麟跃老师是球队教练，他热情干练，亲和力强，颇具个人魅力。以校排球队为基础，各班也先后成立了排球队，班际比赛频繁。男排是个富有朝气的集体，队长金迪惠、主力吴戌明是全校的名人，他们朝气蓬勃、健美俊朗，拥有众多的粉丝。1964年，在全市中学排球联赛中，育才男队力克强手，勇冠三军，获得了男子组第一名；女队也表现出色，赢得女子组第六名。这个成绩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推动了全校体育运动的开展。
一段时间，育才男排风头正健，打遍中学无敌手，于是开始向上海女排叩门叫阵。当时，由曹其纬领军的上海女排是国内球坛的一支劲旅，她们对与育才男队过招颇有兴趣。于是，罕见的性别比赛在上海市体育馆拉开了战幕。
这样有趣的友谊赛一共进行了多场，双方互有胜负。每次比赛之前，我们都早早赶到场馆，占据最好的座位，激情四溢，充当拉拉队。大家为双方的精彩球技鼓掌呐喊，现场成了热情的海洋。
从排球运动入手，学校陆续组织了多项比赛。我是校乒乓球队队员，每周几天放学后要去风雨操场集中训练，并不时参加校内或校际的比赛。有一个现象很有趣：考入清华之后，我不经意地发现，在清华大学乒乓球队中，每一届都有一位来自育才的毕业生。这清楚地说明学习成绩好与具备某种体育特长是完全能相互兼容的。

因材施教教学方法除了体现在课堂上，也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学科竞赛结合了起来。这不仅能促进有余力学生的成绩提升，更是一种培育志趣爱好、提升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我记得上高二时，学校举行了一次数学比赛，参与者甚多。结果我们（3）班的王余根和（1）班的袁冕获得好名次。我自小喜爱书法，一直保持读帖习字的习惯。在一次全校书法比赛中，幸运地获得了高中组第一名。
除了校级竞赛，各班自办的课外活动小组也相当活跃。我们班张伟平、章鲁、张韵韵开辟了“物理园地”，撰稿约稿，定期更换；还举办了兴趣辅导班，制作矿石收音机。王伟军、吴德明等同学主办的“俄语园地”生动有趣，很吸引人。为了配合时政宣传，我积极参与文艺演出活动，包括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与陆丙、洪虹演出了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为声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自编自演了诗歌舞蹈节目“椰林怒火”。现在看来，其中的一些内容不免受到了政治宣传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学生，当时的主观意愿还是相当真诚的。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感悟。

（三）

上面曾经提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在将育才中学作为教改试点的同时，还指定高二（3）班，即我所在的班级为教改试点班，并派了一位联络员来班上蹲点。她就是史慧莉老师。同时来我班蹲点的还有本校的汪无功副校长。回想起来，他们蹲点的目的与当时全校进行的教学方法改革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来探寻一种在中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1962年，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此后，党的各项工作都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个纲。1964年下半年，农村开始搞四清，一些工矿企业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学怎么办？如何跟紧形势？市委教育部门显然需要拿出一个意见。因此，在解剖育才这个大麻雀的同时，高二（3）班也就成了一只有待解剖的小麻雀——重点在于政治思想教育方面。

由于本文的内容主要着重于育才的教改，所以不准备对当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着墨过多。在此我只想介绍三个与我们成长相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活动。

第一个活动：“走近老师、了解老师”
这是个相当有创意的活动，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如此。
一年多的教改实践密切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大家在共同的事业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当年的育才，英才云集，其中多位是名冠上海中教界的一、二级教师。这些老师是怎样成材的？他们的青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对此我们十分好奇。长辈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份具体而生动的励志教材。史老师建议班委组织一个“走近老师、了解老师”的主题班会，邀请几位老师来介绍他们的成长过程。有两位老师走进了我班的讲台：

一位是桂涛声——我们的语文老师。
育才同学都知道，桂老师是“我们在太行山上”歌曲的词作者。这首脍炙人口的抗日歌曲，当年响彻大江南北，激励着中华儿女英勇前进，奋勇杀敌。桂老师身材矮小，动作迟缓，一副老夫子的模样。他国语底蕴深厚，教课时来回踱步，高声吟诵，完全陶醉于自我之中。我们只知道他资格很老，阅历丰富，段校长也礼让三分。由于时光久远，记忆淡去，留下的印象已经很少。我清楚地记得，他悲愤地讲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山西到陕西，再到上海，路过河南黄泛区时看到的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惨况。这是我印象尚存的一段内容。桂老师阅历确实非常丰富：他1906年生于云南曲靖，自小丧父。他天资聪慧，喜好音乐，中学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8年5月参加共产党，长期奉命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策划革命。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随李公朴先生赴晋宣传抗日，写下了多首抗日歌曲。后在军中被捕、保释，去西安力行中学、陕西凤翔县战地进修班教书。1945年到达上海，先在复兴中学，后转至育才中学任教。他的言行深受进步师生赞赏。组织上曾准备发展他入党，但因其经历曲折，尚待查证，党员关系一直未予恢复。文革当中，桂老师因历史问题关押审查。据说上海市长曹荻秋在被审查时说：“我的情况育才中学桂涛声可以作证。”可见他资格之老。1982年12月桂老师因病去世，享年76岁。以上许多内容，显然不是他当年讲述，而是我从网上查到的——以此寄托对桂老师的深情怀念。

一位是胡叔炜——我们的俄语老师。
胡老师身材矮小，眉目清秀，动作灵便，透着一股机敏的神情。他走路很快，见到认识的老师或学生，都会举手招呼，以示礼仪。如果对方懂点俄语，他会简单地用俄语问好。我们都很喜欢与胡老师交谈，他没有一点架子，热情而有耐心。如果不是听他讲述，同学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年轻时的经历竟会是那样的艰难又特别：
胡老师的童年生活相当贫苦，由于家境困难，未能正常就学。十几岁时，他以修自行车挣钱谋生。但是他非常刻苦，一直希望有机会读书。珍珠港战争爆发，日本兵侵占上海。许多外国人士被捕入狱。家属非常担忧，想方设法往狱中递送物品。他们找到了这个修车的穷孩子。他答应去狱中送物递信，但有个要求，希望他们能教他外语。就这样，胡老师以完全自学的方法开始了外语学习。他的俄语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学会的。据说他总共会13种语言。有一次外交部收到了一位捷克人的来信，询问某种中医治疗方法。外交部没人懂捷克语，信件转到上海，交到了胡老师的手中。他用捷克文回信，帮助客人解决了困难。
胡老师俄语造诣很深，尤其在中教界，众口皆碑。早在1950年，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就出版了他编的《实用俄语发音指南》，这是当年俄语教学的基础教材。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缮写的《俄语习字帖》；同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由他选注的《中学俄语课外读物》。他是那样地爱教育，爱学生——我至今还记得他上课时那种神采飞扬的情景，那优美的字体，以及他那特有的浑厚、纯正的发音……。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身穷苦的孩子，解放前的修车匠，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复杂交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他不堪受辱，从育才那幢咖啡色教学楼的三层窗口跃下，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当然这是我们毕业后的事情。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里唏嘘不已。

第二个活动：下乡社会调查
1964年夏天，市委特地批准我们班，利用暑假期间去松江县参加社会实践，进行农村调查。这个活动的目的与当时工矿企业进行的社教运动，以及农村进行的四清运动是一样的，希望由此增强学生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意识。我们这些学生，自小生活在城里，虽然每年去农村参加三夏或三秋劳动，但是对农村的情况了解很少。这次有机会参与社会实践，大家都很积极，有二十多位报名参加。根据史老师的要求，此次活动由班委干部具体负责，老师们都不参与。我作为班长，与团支部书记陆丙等人一起商议，自己制定计划、安排日程、管理生活。出发那天清晨，王勤国与陆丙骑着一辆黄鱼车，挨家串户，将大家的行李集中起来。我们从镇上买了大米、咸肉、冬瓜，自己开伙，中饭晚饭，虾皮冬瓜咸肉汤。二十多天里，大家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去农舍家访，访贫问苦，参加村里召开的大会；回来后整理了一份本村社会调查报告，包括农户人口、阶级成分、村庄发展、生产情况等等。由于事先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先入为主，所以在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时，往往觉得困惑不解。譬如听贫下中农忆苦，谈到对59年—61年不满，说吃不饱饭时，就认为这是少数落后分子的消极态度，不代表贫下中农的主流思想。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直接地接触农民，了解他们对人民公社的真实感受。虽然时间不长，但也印象深刻。第二年夏天毕业离校之前，陆丙、冯雄等几个同学还专程骑车去松江看望村里的乡亲，并向他们道别。

第三个活动：去部队体验生活
1965年暑假，高考之后，我班十几位同学与高一年级的同学，被安排去某高炮部队参加为期两周的军事训练。当时各行各业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一股学习解放军的热潮。育才学生三十余人被编为一个排；排长是一位粗壮结实的解放军战士，我则担任副排长。
以往我从未感受过军营的生活气息，对此十分好奇。每天吹号起床，吹号熄灯，列队唱歌吃饭，一切整齐划一。军训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列队基本操练，二是高炮操作训练，三是交流思想认识。每天同学们站在烈日底下，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立正、稍息、正步走、齐步走，严格而又单调；匍匐前进十分艰苦，不少同学的胳膊、腿上都磨出了道道伤痕。高炮操练是最有兴趣的：每组由七人组成，各自站在不同的岗位，按照排长指令，装弹、压弹、瞄准，反复多次练习，加强应变能力；训练中有的同学手臂擦破了皮，也不叫苦叫累。这样的训练，不仅锻炼了体魄，更是磨练了意志。那个时期，关于解放军思想工作的书籍非常红火，在青年中广为流传，其中尤以“欧阳海之歌”和“源泉”最受欢迎。军训前我已读完了这两本书，这次结合部队实际生活，具体见识了基层干部开展思想活动的做法，有更多的心得。这是我平生唯一经历过的军营生活，第一次感受到纪律与约束的滋味。这是不同于平时的另一种感受，对于年轻人来说，不无益处。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对当年参与的这些活动，就其形式而言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中学生不能整天被关在课堂里，陷于题海中，与外部世界割离；而是需要一定程度地接触社会，参与实践，这样才能拓展视野，提高认知水平及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对于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对于这些活动所包含的实质性内核，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我是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当时不可能认识清楚。这些所谓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误导年轻学生，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严重的隔阂与对立；一些同学甚至由于出身或者亲属的问题而遭受牵累，以至于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许多事情我是几年之后方才知晓。每想至此，都感到痛惜不已。

1965年夏天，我们这届经过教改洗礼的学生参加了高考。这是一场真正的考试——不仅是对育才的毕业学生，育才的老师，更是对为之呕心沥血的段力佩校长。据说那些天他相当紧张，毕竟一切尚在未决之中。终于等到了发榜，结果出来了。我班80%以上的同学考取了重点院校，其中报考清华大学的六位全部中的。（2）班排球队的同学大部分进了上海交大。揣在段校长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轻轻地放了下来。育才的教学方法经受了高考的检验，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我们离别了那幢熟悉的咖啡色大楼，告别了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奔赴新的人生站点。离开育才近半个世纪，我一直怀念着当年的学习氛围，并经常进行深沉的思考：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当年的育才教改经验？育才经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有没有现实意义？哪些内容可提供借鉴？

（四）

就我个人的理解，当年教改经验之所以能出自于育才，有其客观的因素。我将这些因素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育才教改的成功，与段校长的辛勤耕耘密切相连。他对当年教改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功不可没。作为一校之长，段校长具备了一般校长所不具有的个人特质：
首先，他是一位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长年从事教育工作，对党的教育方针理解得比较全面、深透，并将其融合到自己的教育思想中去；其次，作为一个校长，他居先的身份是一个教育学家，而不是一个握有权柄的行政领导者。因而，他能够主要是以教育学家的素养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一般学校领导所难以企及的。一段时间，段校长还同时兼任着静安区副区长的职务；为了一心办好育才，他主动辞去了区里的工作。段校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教育学家，我以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出身于江苏金坛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位小学教员。他自小耳濡目染，养就了喜爱教育、喜爱学生的兴趣。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到上海，开始从事特殊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孤儿和流浪孩子。这是很需要爱心的工作。我们曾看过一部影片，介绍解放前报童的生活。段校长说：我当年就是教他们的。多年的从教育经历使得他对青少年的性格特点及成长过程有了具体的体会与深入的了解；二是段校长的青年时期，正是民国倡导的“教学育人、改造社会”思想最为流行的年代。以陶行知、叶圣陶为代表的开明之士提倡的平民教育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们关于教育的许多思想、言行成为他此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学养源泉；第三，段校长作风之简朴是每一个育才师生有目共睹的。他完全地以校为家，和师母、孩子一起住在教学楼二层拐弯处的一间屋子里，外面有一个水斗，对面就是校长办公室。但是平时他很少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经常在教学楼里转悠，在过道里旁听，即时发现问题，了解情况。有句小诗写道：“来客见童子，问段哪里去？只在此校中，人多不知处。”正是对他走访调查方式的真实描述。除了美术、音乐课外，其他的学科他都曾亲自上课，寻找感觉，与教师探讨讲课的体会。他常说：指挥员不上第一线，是指挥不好的。他还经常去老师家做客，相叙交谈，认为这种方式比较放松，更加亲近自然。第四、段校长不仅敢于实践，而且善于总结；他对实践—理论—实践这一认识论的过程了解得十分透彻，拿捏得非常精准。在整个教改过程中，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贯穿于始终，这是他成功的要诀。教改之前，育才的状况与其他许多学校大致相同，也是采用注入式教学方法。老师讲得很累，学生不甚了了。尤其59年后的大跃进年代，教育也要放卫星，弄得学生每天身陷题海，老师也很痛苦。这种违背教育方针和教学规律的做法，显然不可能持久。这也是段校长后来执意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不断探索，反复实践，他总结出了十六字诀和八字方法，显著改善了学生的负担，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虽然社会上仍时有议论，但是高考的结果给了这次教改公正的评价。

第二个方面：育才是一所年代久长的学校，是上世纪中叶上海最早开创新式教育的学校之一；算到教改时期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历史铸就了实力：当年的育才拥有沪上中教界一批翘楚精英，可谓阵容强大、人才济济。这些一辈子倾心于教育的老师，不仅学养有素、堪为人表，而且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深谙教学育人的真谛是在育人成材，十几年来，团结在段校长的教改旗帜下，勇于探索、善于实践，是当年教改成功的中坚力量。我至今一直怀念着这些老教师们，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执业风范深感敬仰与感恩。
当年的学校领导及我们熟悉的任课老师有：
校长：段力佩；支部书记：蒋王元；副校长：汪无功；
教导主任：张宛若；副主任：顾曰三、沈先声；
语文老师：刘培坤、桂涛声、章廷泗等；
数学老师：赵勉韧、费彩霞、田稼穗、王守璠等；
物理老师：周 易、陆锦荣、刘伟志等；
化学老师：张冠涛、赵婴婴等；
俄语老师：胡叔炜、顾佩芝等；
生物老师：李名聪等
体育老师：宣 俊、许亦男、徐先迪等。

第三方面：育才是上海市重点中学，静安区的佼佼者。当时全校二十四个班，每个年级四个班，精少好管。尤其是高中年级，经过中考的严格筛选，总体水准和平均水平都居于上位，为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创造了理想的学生条件。应当说，当时我们这批学生都比较单纯，天资聪慧，上进心强；尤其对能够参与教育改革试点，心中充满了激情与自信。在老师的主导下，我们积极参与，脑力激荡，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的教学氛围中，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和成长。这是人生阅历中一段暂短的插曲，却给我们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深切感受。

第四方面：今天回顾育才的教改，不可忘记当年的大形势和大环境。1963年，党中央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人们的精神面貌振作向上，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教育改革，合乎实际，顺乎民意，自然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赞同。当年的上海中教界，群星灿烂，社会景仰。一些当当有名的中学，一批赫赫大名的校长，纷纷热烈亮相，为育才教改鼓掌叫好。我清楚地记得报上登载了许多著名中学校长的讲话，其中有上海中学的叶克平、复兴中学的姚晶、南洋模范的赵宪初、五十一中学的李楚材以及市二女中、格致中学、师大一附中的校长们。各个学校参照育才的经验，根据本校的情况进行改革——好一个一马当先，群马奔腾，热火朝天的教改局面。在我们复习高考之前，史慧莉与汪无功已开始移师市二女中，这是市委决定的下一个试点单位。现在看来，当年进行的这场教育改革，实质上是党内一些理性力量对前些年教育大跃进的批判与否定，客观上是对毛主席鼓动的教育革命的顶风与抵制。作为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段校长对党内最高层的路线斗争毫不知情，但即便如此，文革期间，他和他所创造的教改经验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黑线代表而惨遭批判。当年轰轰烈烈的育才教改，就这样被文化大革命拦腰斩断，躺卧了十年。十年之后百废待兴，育才已不再是原先的景况。历史在这里遗憾地留下了一个长长的省略号……。

结语

应当承认：教育是时代的产物，一定的教育方法只能适用于当代的社会环境。但是从本质上讲，教育又有超乎不同年代的一些共性；因为教育的受体是年轻学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许多基本的需求是相似的。笔者未曾从教，对教育少有研究。通过对当年育才教改的回顾，有一些体悟略写于下：

1. 校长应当是一位教育学家

作为一校之长，校长不应是一位官员，或者一般的行政领导，而应当是一位潜心教育的教育学家。现在不少中学校长由地方官员或学科老师转任上岗，他们习惯于以原先的思维定式和工作方法管理学校，因此很难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好校长。上海当代教育学家吕型伟感慨道：纵观上海三十年，像段力佩这样的老一辈教育家，已寥若晨星。这是值得现在人深思的问题。

1. 老师要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老师是中学教育的主导力量。学校通过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这样的形式，达到培育人材的目的。因此，对老师来说，不能只是考虑如何灌输更多的知识，而要把提升学生的实际能力放在思考的重点。这是成材的基础。这种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对综合性习题的分析、思考能力；对相似问题的归纳、总结能力；对已学知识的举一反三能力；对实验类题目的动手能力等等。其实，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善于提问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老师本身也不啻是一个新的挑战。

1. 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学教育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不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作为受教主体，学生的情绪和态度决定了教学的成效。心情快乐才能学好功课，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年轻人具有明显的性格特点，引导得当，就能激发起积极的效果。段校长提倡的“茶馆式上课”，就是将上课形式与教学方法密切结合，营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激发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家精力集中、集思广益，经过老师的点拨解惑，自然会学得更好，记得更牢。这是符合教育心理学的有益尝试。

1. 适当的社会实践有益处

中学阶段的生活自然要以上课学习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学生整天身陷题海之中，完全与社会隔离。事实证明，适当的社会实践对于学生体魄与心智的锻炼很有益处。学校应当有目的地组织一些活动，让学生接触社会，开扩眼界，了解生活。通过社会实践，可以提升他们的交往自信与适应能力，同时对自身的特点能有客观的了解。这对于往后的发展很有必要。

1. 高考升学率是科学教学的自然结果

较高的升学率不是凭追求得来的，也并不是靠题海战术拼来的，而是依照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自然得来的。这是当年我们参与教改的深切体会。与表面亮丽的分数相比，其实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批毕业生的整体素养与独立思考能力都较往届有所提升。这些宝贵的财富，伴随着我们，一起走过了人生多半段路程；至今感念丰沛，难以忘怀。

记得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在其名作“教育诗”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向前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人类生活中真正的刺激是未来的快乐。”创造当下的快乐，憧憬未来的快乐——教育的魅力不正是在这里吗?

王允方

完成于2014年元月5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