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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刚进学校时，我们还是孩子，见到年近花甲、仪态威严的段校长，颇有几分敬畏。然而，时间稍长，便感受到了他那严慈兼备的情怀。

　　他常年居住在学校，天天看我们上课、出操。他曾亲自开设多门课程，经常与师生在课堂交流探讨。他爱护学生，鼓励学生发展点点滴滴的长处。一次，我的一篇作文被老师送到他的案头，他不仅阅改，还写下批语和分数。那纸质粗糙的作业本，留下了段校长关切的目光。这对于一个尚属稚嫩的孩子，是一种何等的鼓励啊！

他沉浸在教学实践中，以至于白天在校长室里难见其踪影。一天，一位来客几次找他未遇，便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留下一首五言绝句：“来客见童子，问段哪里去？只在此校中，人多不知处。”

　　多少年来，段校长正是以一种对学生的挚爱，一种锲而不舍的求实精神，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哺育学生成长，孕育了当年影响全国的育才中学教改经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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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变起，段校长历尽风霜，遭遇了大劫。他被长期隔离，及至妻子含恨病逝，仅允许他在太平间匆匆一见。当时，那无休止的内查外调，自然是要搜罗罪名，置人死地，可结果，却更清晰地展现了他那光明磊落的生命轨迹。生性淡泊的校长，从不愿谈论自己的过去，可那空前的“审查”，却让许多人意外地了解了校长的履历。

　　抗战烽火中，段力佩曾随着赵朴初先生创办净业孤儿教养院，专事收养街头流浪儿。当时，他把铺盖铺在那些长满白虱的孩子身边，以一种人间罕见的爱，治愈孩子身上的疥疮，抚慰孩子滴血的心灵，将一批批孩童教育成人，其中不少人后来冲破黑暗进入抗日敌后根据地，成为革命战士和建设人才。因此，有人曾感慨地称段力佩为“中国的马卡连柯”，称净业孤儿院为上海“孤岛”时期的一个奇迹。

　　抗战胜利前后，受党委派，他活跃于上海教育界，并在储能中学被教师推举为校长。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他在学校聚集了一批进步人士，使学校成为旧上海的民主堡垒，成为当时反饥饿反内战洪流的策源地之一。其间，他曾与前来督查的特务巧妙周旋，也曾因反动当局缉捕而隐蔽于地下。

　　解放后，段校长被调任育才中学校长。从此，校长是他终身的岗位，育才便是他矢志不移的事业。其专注和执著，简直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其中二事，多年来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一是，1953年隆冬，他被任命为新成区副区长，主管全区工商业、文教等多项工作。被提升自然是好事，他却于赴任之后请求继续兼任校长，时隔数年，又再三请求，辞去副区长，专任校长。

二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他与家人一直居住在学校里一间由盥洗室改建的小屋里。屋小人挤，只得搭建一个小阁楼，夜晚沿木梯登阁楼就寝。区政府多次动员他搬家，区长也曾亲自出马，其言辞恳切，几近强迫命令了，终被他以一句“学校里蹲惯了”婉拒。

　　如同科学家不愿远离实验室一样，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在教育工作第一线。一个人，淡泊名利如斯，宁静专注如斯，真正做到了视事业如生命。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正是在“文革”特殊时期，深切地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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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倒台时，段校长已年届七旬。多少人劝他好好休息，至少不要再重返育才中学这伤心之地。可他却不肯听从。他曾备受冤屈，却毫无怨尤，进入了教育生涯中又一个繁忙的阶段。他到处奔走，大声疾呼，为拨乱反正呐喊。重返育才中学校长岗位后，他拄着拐杖，走进课堂，走遍校园每一角落，以至于那年深秋，在匆匆奔忙中摔坏了腿，住进了医院，成为当时该院探望者最多的一位病人。

　　那时，我也是探望者之一。坐在病床边，听他侃侃谈论教改设想。我真没想到，经历磨难后的段校长，依然襟怀坦荡，不染一尘。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那些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还亲自为一些学生书写证明材料，说明学生是清白无辜的，不要因参与“文革”影响其前程。那满纸温馨，如和风拂煦，温暖着一个个学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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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匆匆，进入历史新时期也有二十余年了。

　　二十余年来，段力佩不愿空享“名誉校长”的头衔，依然坚持深入教学实践。年过八旬时，他还天天到校；年过九旬后，他每周至少到学校看一次。陪伴他的，是晚年的伴侣汪介清老师。那时，晨昏之际的山海关路上，时常可见两位老人互相搀扶蹒跚而行的身影。

　　二十余年来，我常去看望段校长。在那间十几平方米卧室兼书房的小屋里，除天空海阔评说时事外，他更多地谈论教育。尽管渐渐进入了高龄，他却始终关注教育，不愿停止思考，而且时有新的见解。坐中之我，多是静静聆听，于聆听中感受着老人不倦跳动的心。

　　二十余年间，校长家中有两件东西最令我难忘。

一是，他家的座钟。那是一台一人高的欧式座钟，其独特之处在于，每隔十五分钟，这钟便叮叮咚咚地奏鸣一遍乐曲，比一般的钟显得更为勤快，似乎总在提醒人们惜时勤奋。我总觉得，它与段校长终身不倦的奋斗有某种关联。

二是校长的日记本。段校长从教数十年间，每当夜深人静，总在灯下用蝇头小楷记下日间收获，曾经积累厚厚一叠。可惜历经“文革”，已不知所存。谁想他于古稀之年，重新提笔，工工整整地记下晚年的思想成果。日积月累，竟又成厚厚一叠。那本子，系毛边纸线装本，以毛笔竖向书写，笔力遒劲，饱含风骨，一直写到段校长谢世前夕。如今，正静卧于那小屋的书桌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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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校长逝世已经三年。他离去后的这些天，我时常回想起面聆教诲的日子，那时钟乐曲仿佛还在耳边回响，那饱含风骨的字体仿佛还在眼前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