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校长去世12年了。
1907年，他出生在金坛一个书香门第，鼎鼎大名的《说文解字注》作者、乾嘉学派大师段玉裁，便是他的祖上。
1929年，从设立在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从此终身从事教育。
1935年，来上海执教。
1940年受赵朴初之托，主持净业孤儿教养院。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马飞海领导。曾先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民主堡垒麦伦中学、储能中学任教。这两所学校不少老师学生活跃在反独裁、反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他是其中的骨干。
1945年底，他与抗战中留居上海的部分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一起，发起组织了民主促进会，成为这个民主党派最早的成员。
1946年，储能中学举行民主选举，他当选校长。我见到过一份当年储能中学的油印传单，上面记录了他要求政治民主的言论。
1948年，由于言论比较激烈，地下党组织担心他暴露，让他参加了宋庆龄组织的民主大同盟，作为掩护。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民主斗士。上海解放后，参与接收市东中学，就是早先的缉椝中学。
1950年3月，调任育才中学校长，为我们的母校结倾注了全部心血。五十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中小学都要学凯洛夫教育学。不久，段校长觉得这种教育法太过机械，名动全国的育才教改十六字诀——“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由此降生，奠定了他在全国教育界的地位。他还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
1956年，当选新成区副区长，同时继续担任育才中学校长，据说这是他同意当副区长的一个条件。他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过民进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国教育协会常务理事。
2003年3月8日与世长逝，享年97岁。
我1962年考入育才高中。进校不久，他推行的育才教改风生水起，我们这些学生受益匪浅。但作为学生，除了听段校长作报告，可以说没有见过几次面。这些65届同学都知道，不必多说，实际上我也说不出多少道道。下面说些1965年我复学重新到校上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与段校长有关的一些事。
1965年，学毛选已经成了风气，这时候段校长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一次，他在大礼堂作报告，什么内容记不清了，但是那场景还留在脑子里。听他念了几段毛主席语录——我记不清当时是不是这样说法，反正他念的是从毛泽东著作中摘录出来的原文，与后来大家所说的语录没有什么差别——之后，同学们还在等他发挥自己的见解，不料他居然这么一直念了下去，最后说声“完了”，结束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报告。同学们面面相觑，都在奇怪，“这也是报告？”。事后，大家议论，段校长还是有水平，能够从毛选中摘出这么一段段话，组织起一篇报告，还讲了一个多小时，不简单。
与这件事差不多同时，段校长下达任务：校园里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于是，教室里黑板上方贴了毛主席像，原先花花草草的布置统统被拿了下来；大楼里，包括过道、走廊、楼梯都贴上了毛主席语录。那些语录，是学校组织了一批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学生，恭楷写在事先准备好的纤维板上。一时间学校里满眼红底粉字的毛主席语录。
尽管他这么“紧跟形势”，1966年降临的那场政治风暴，还是没有放过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大礼堂、雨操场满是大字报，许多教师被点名批评，有的名字上还被打上叉。这时候，段校长和育才中学别的党政领导还没有被波及，即使有大字报，也只是少量的。这种情况大概与许多单位差不多。变化起于七月初的一封公开信，中国科大一些育才校友写的，张贴在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红育才》上。信中提出要改变运动方向，强调要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这一来，本来就不平静的校园更加躁动。抄录这封公开信的同学组织了育才最早的学生组织，虽然事先我不知情，也参加了进去。
隔不多久，段校长就找了这个学生组织的同学座谈，地点在校长室，我也参加了。说老实话，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如此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过段校长。平时感觉很严肃的段校长，虽然有了那张明显是冲着他来的大字报，这次谈话时的语气却相当平和。他并没有因为那张大字报指责学生，很宽厚地表了态，之后还勉励大家了几句。我们这些学生，本来就是被潮流裹挟，未必有什么深思熟虑，踏进校长室之前还在担心受到训斥，段校长如此说法大出意外，甚至可以说有点不知所措。在此之后至少有一年左右，我与段校长没有直接的接触。这不是说段校长没有注意学生的情况，事情恰恰相反。这一点，下面我会讲到。
七八月间，学校里气氛紧张起来。尤其是八月份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打人之类好像司空见惯，尤其是初一初二的小女生，有些所谓“革干”家庭出身的，更是厉害。王守璠、林丽珍老师都因为受不了凌辱而自杀。前一位大家都熟悉，不多说了。后者和施济美——四十年代享有盛誉的年轻女作家，成名还早于张爱玲，当时是七一中学语文老师——住在一起，两人都没有结婚，此时一起投环自杀。这时候育才中学的教职员工总共不到一百人，居然就有两人死于非命，学校的气氛可想而知。八九月间，党支部还在活动，却无力左右学生的言论行动，整个学校已经失控。之后就是大串联，校园里人去楼空，一直要到1967年开春以后才陆续返校。此时，已经是“一月风暴”之后，育才已经宣布夺权，段校长，还有其他党政领导统统“靠边站”了。
按照当时做法，夺权之后应该是“大联合”，“解放”干部，再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时候，山头林立的小小育才名义算是“大联合”了，成立了红卫兵团，实际上分成几大派。分歧在于要在原先的党政干部中“解放”谁，“结合”谁。之前批判段校长的大字报不少，许多是鸡毛蒜皮的事。有点份量的“罪名”，一个是所谓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另一个是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一些同学主张“解放”他，包括我在内，认为这些“罪名”，够不上“打倒”。还有不少人则主张“打倒”。两种主张争论得很激烈，为了扩大影响，有些大字报甚至贴到了山海关路上。个别主张“倒段”甚至把段校长藏匿起来，“保段”指责此举是“绑架”，吵闹得十分厉害。
为了要“解放”他，总要弄清一些事情，一些同学就找他核实，有时我也参加了，于是与段校长有了几次直接接触。
育才教改，是必然会涉及到的。当时，有同学了解到陈琳瑚听陆定一说，育才教改得到比刘少奇职位还大的领导肯定，向段校长求证，他说自己并不知情，并不因此而拉虎皮作大旗。以前我写过育才教改是美国道尔顿制翻版的大字报。这是一种调动、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教学法，二十年代初传入中国，上海有些学校曾经实行过，舒新城等人还著书介绍，过了几年就沉寂下来，并未流行。对此段校长说，他听说过道尔顿制，自己到上海时这种教学法早已没有人提起了，育才教改与它没有关系。听了这平实的解释，我深感自己强不知以为知，好不惭愧。
对于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段校长坦陈，他读书时也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在江苏第一师范毕业前后，一度被主张国家主义，标榜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中国青年党所吸引。等到加入才发觉，这个党所言与所行并不一致，就渐渐疏离了这批人，也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说明了这些情况，仍被接纳为党员。
当然也会提到他被藏匿的事，段校长反复强调那些学生并没有多为难他，即使是事情的策划者，对待他的态度也不错，还关照为他买馄饨作宵夜。段校长这种态度让大家有点吃惊。现在回想起来，这位平时看起来很严厉的长者，如此处境还不失教育家本色，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真是难能可贵。
但是，一直到我1968年分配去了崇明农场，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还被隔离起来，连见相依为命的妻子最后一面都未能如愿，一直到1972年才被“解放”。
得知段校长“解放”的消息，我去拜访了他。这时，他家已经在1967年冬天搬到育才对面，张家宅地段医院旁边的一幢房子里。时隔4年的这次见面，给我的感觉他衰老多了。毕竟，这几年里精神上的折磨，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但是，段校长精神还不错，说话中气充沛。他谈起新居，说是比原先只有12平米的朝西小屋好了多了。其实，那时他住的是一间类似石库门底层后厢房的房间，光线不好而且有些潮湿。谈话中，他表示自己的问题总有解决之日，将来还能在学校里做些事情，说自己本来就是个教师，教书的本事还是有的。只是说起结发之妻临终时不得见面的痛楚时，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他停顿了好几次，表面的平静之下，听的人能够感觉到他在强忍着。这样的深创巨痛，我除了苍白无力地安慰几句，还能做什么呢？
育才对面段校长的家，后来我还去过几次。1973年初我上调到码头上做装卸工，下班后空闲时候多，去他家的次数多了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发现他家中有一部祖传的木刻本《资治通鉴》，总共100册，冒昧向段校长借阅，他让我每次拿十本，看完再换。这样，几乎隔一两个月就要去一次。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一年多。
以后去得渐渐少了，因为情况有了变化。先是段校长恢复了工作，又结合进班子，文革结束后先是当校长，后来当顾问，工作忙，找他的人也多，作为学生应该知趣。我则在1978年考进华东师大历史系，1982年分配到上海市档案馆，学习、工作远比在码头上繁忙，不可能经常去拜访了，但新春拜年是不可少的。这期间，他的居住条件改善了。1974年春，搬到陕西路靠近南京路临街的一幢小洋房，段家住两楼，宽敞明亮，与育才对面的那间不可同日而语。八十年代落实政策，这幢房子要归还原主，1984年3月又搬到了北京路江宁路的江宁大楼，以当时的眼光看，也很舒适。
段校长谈兴很浓，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都只有听他讲的份了。话题很广泛，他会畅论国家大事，也会讲些身边的琐屑小事，包括自己的事，让我更多地了解了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讲起当年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往事，段校长会兴奋起来。那时他交游广泛，结识了许多教育界的朋友。一些人遇到事情常常找他商量，“段先生，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段先生，这个会上的发言怎么讲好？”段校长就为他，或者她出主意想办法。
也会说到文革中的事。他说自己住在学校里很方便，一大早学生老师还没有到学校，可以看看大字报。按照他的说法，许多学生的大字报写得不错，有思想，文字也好，可见教育改革是有效果的。说这话的时候，他是很真心实意的。但是听到这些话的学生，就只能苦笑了。一次，他告诉我，当时藏匿他的策划者到家里来道歉了。对此，段校长感到很宽慰，说知错能改还是好的。
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本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人思想空前活跃，大概也是段校长最舒心的时光。这时，六十年代前期育才教改时那股劲头又回到了他身上，1978年就提出“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的教学法。前后几年我去看望他，段校长一说到这些事就坐不住了，说他一向反对老师一堂课讲到底，说课堂气氛不必过于严肃，可以像在茶馆里随便交谈议论，这样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有利于锻炼提高自学能力。所以，他后来把它称作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法。他认为，采用这种教学法，对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看似散漫的课堂上老师要发挥引导作用，非吃透教学内容不可，还要讲究方式方法，没有两下子应付不了。老育才们当然能理解，这正是六十年代教改的深化发展。这时候，他的声望很高，经常到各地作报告，也写了一些文章介绍自己的想法。1982年出版的《段力佩教育文集》，就是这段时间段校长教育实践的结晶。
谁都知道，八十年代高考这根指挥棒比六十年代有过之无不及。但是，育才偏偏试行升学推荐制，意在冲击高考指挥棒。当时，全国中学的课程设置是统一的，教材也是统编的。而育才中学在他主持下，却开始自编教材。主课的设置无法改动，段校长打起了些擦边球。45分钟一节课的常规打破了，他的理由很实际，上午4节课下来，学生早就饿了，第四节课的后半段哪有心思上课？他对我说，率性改掉，把上午的第三节课缩到30分钟，让学生早点吃饭。他自己坚持练八段锦，洗冷水澡，身体一直很好，就动员体育老师把武术结合到课程中。早先，段校长就反对门门五分，这时候在减轻学生负担，有利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育才更注重创造条件，让学生可以偏科发展。所以，当上海要实行会考制度的时候，段校长竭力反对，因为与他的理念与做法完全是相反的。段校长多次对去看望他的人说过，育才教改已经涉及教育制度改革的层面，社会舆论对它的表述并不准确，只讲到教法改革，不说制度改革，不说对教育理论也有所突。可想而知，这些想法、做法并不为教育界主流，包括教育主管部门认可，他承受的压力不难想像。
当然，一个中学校长毕竟能量有限。对此，段校长并不气馁，照他的说法，有他讲话的地方，政协就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末，一次去他家拜年，见他穿了件黑灰色的厚呢大衣坐在房间里。当时空调不像现在普及，冬天房间里很冷，这般装束不奇怪。我问了句，这大衣是新做的？他说，是啊！前些天说是增补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怕北京气候冷，特意做的。想不到大衣做好了，快要出发了，又说是党员比例高了，给调整下来了，现在就家常穿穿。这也是他当六届政协委员前的小插曲。对于自己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他似乎只是看作多了一个讲话的场合。
一次去段校长家拜年，他很兴奋。说是前一天江泽民市长也向他拜年了，还说江市长这次到两位教育系统的专家家里拜了年，另一位是幼儿师范校长左淑东。段校长认为，领导上还是重视他的，有想法他还是要说。他相当执着地信守着自己的理念。全民经商的大潮袭来，许多学校破墙开店，借以增加学校的收入。他却斥之为不务正业。在他的坚持下，当时育才没有卷入这一潮流。
当然他也知道，凭一已之力，是很难同大势对抗的。况且年事已高，精力也越来越不济，在成为顾问，不再担任学校领导职务之后，他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位能贯彻自己理念的接班人，这一愿望并没能实现，后来，段校长偶而也会吐露无可奈何的心情。
文革中，他与汪介清老师的关系上过大字报。在“解放”与“打倒”的争议声中，我听到过他的说明：当年她孀居，小姑小叔都是自己的学生，由此开始跟随自己。上海解放后，由市东而育才，也没有离开过，但一直是同志关系。对自己与汪老师有染的说法，段校长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说，汪有肺结核，假如两人关系亲密，肯定会传染上，但是自己肺部没有一点病灶，足以证明两人之间没有不可告人的关系。1983年，他与汪介清老师结婚了。段校长对此很坦白，说是有人从中说合，说你们两人都上了年纪，结合在一起彼此好有个照应。他向汪老师说了，她同意了，双方的小辈也没有意见，两人就结了婚。果然如大家所期望的，结婚以后汪老师对他的照料可以说无微不至。
这时，夫妇俩与段校长的小儿子笑墨和小女儿段英住在一起。段笑墨也是育才的学生，六十年代初读高中时生了血液病，还经常发病，为此花费不少。作为特级校长，段校长工资不低，可还是为治儿子的病欠了债。文革中，段校长只领几十块钱生活费，经济上更加窘困。待他恢复工作，扣掉的工资发还了，家里经济才不那么拮据。后来，笑墨有了工作，段英也出嫁了，经济上开始宽裕起来。那时笑墨已经结婚生子，上段校长家时，他们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晚年，他腿骨骨折，住进静安区中心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身体总究受了不少影响，一个明显的征兆，就是不得不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冷水浴。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经常到育才走走，虽然去的间隔越来越长。
段校长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拿出他写的一些笔记给我看，说是还在考虑教育上的一些问题，有些想法就随手记在宣纸装订的印有直条红格的本子上。起初，我见到他的毛笔字还有力，越到后来，手抖笔颤，字迹几乎难以辨认。前人有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真是段校长的写照。
他的追悼仪式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参加的人数以千计。至今遗憾的是，我杂务缠身，竟然无法见他最后一面。为了表达哀思，我托同事献上一副挽联：
真革命斗士，依储能革命堡垒，求民族解放贡献一腔热血；
实教育世家，创育才教育改革，为国家兴盛栽培十万子弟。
但是，纸短意长，又怎么能写尽对段校长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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